首先，关于唐律与中华法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与所谓唐律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代表和标志性地位。
中华法系这一范畴的内容是根基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确立时期。这一不仅是制度的变化，而是社会形态的改变，这两种模式的转变周期如此之长决定于当时社会实践能力。而社会实践能力又离不开生产力（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据相关考证可知，在当时生产工具主要是铁犁牛耕。早期社会组织由家庭、氏族、部落联盟逐步向国家为主要单位转化，也逐步建立以国为本位和家为本位的双元结构制度。因此，中华法系的形成主要内容就是封建等级秩序和宗法血缘制度。在当时社会制度更多的是靠社会习惯、儒家道德、权威等得以维系。虽然教科书说成文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实是夸大了他的地位，让其承担了不应有的使命。如果考察中华法系的历史脉络可知，有统一性和延续性，到唐朝时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唐律疏议》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技术精湛、影响之大实属罕见，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历史地位，包括后来的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以其为标本制定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托勒密体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无疑是令人为之骄傲，但是，近代西方建立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冲击着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儒家文化，现代商品直接的结构了旧时的生产结构链条，瓦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出现了商品化现象。中华法系走向了灭亡，成了“死法”。完成了其对封建社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只是其不能为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培育良好的土壤。
《唐律疏议》作为特定时态下的法律制度，但是，它离不开他的时态，而唐朝作为历史延续性的重要一链条注定不能抹去。所以，唐律放在诺大的环境里必定淡化了一些，增色了一些。其实，他们根本上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外在规范。跟多的体现是个性发展与整体之间类似。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上，唐朝的优越性只是体现在开明专制统治上，出于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地域辽阔等原因，制定一个适用于庞大群体的法律制度是必然产物。特别是经历过战争后修养生息政策、总结前朝灭亡教训、注重农业生产为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生存空间。因为法律只是和平社会才可能体现正义、理性，而乱世则用重典。

对严查酒后驾驶专项行动的新解

李钢


　　一名纪检工作人员因不堪请吃喝酒之苦，更虞年终将至，应酬多如牛毛，既忧工作之耽误，又忧健康之伤害，无奈之余恳请中央赶快下一道“禁酒令”。何其百般无奈啊！觥筹交错的热闹欢乐隐藏了多少无奈与苦楚。酒醉至现场暴毙、酒醉误事、酒醉撒野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见怪不怪，让人有酒精贯穿于生活点滴之感，酒文化何其深厚！难不成我们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便是这酒文化汇聚的？笔者不是想要批判我们的悠久酒文化，只是有感于酒文化在官场和职场的泛滥和肆虐。“酒品看人品，酒风见党风”，“能喝半斤喝八两，这种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种干部我放心。”这是领导干部常挂于嘴边，用于激励下属发扬“顽强拼搏精神”拼命喝酒之药引。我们国家工作人员的党风、人品咋就跟酒品、酒风牵上线、挂上钩了呢？

　　暴饮贪杯的习俗影响到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当然包括道路交通安全。随着网络传播与监督的日益强势介入，曾经不动声色的酒后驾驶引发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浮出水面，以触动神经的鲜活案例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脱去遮羞的外衣就只剩丑陋的灵魂和满身的酒气了。晶莹剔透的美酒乱了饮酒者的神经，紊乱的神经胡乱指挥了掌控方向盘的双手，失常的双手指使没有灵魂的汽车吞噬了无辜善良的生命。亲人悲伤的泪水，朋友撕心的呼唤，都无法从被酒精推动的车轮下挽救脆弱的生命。网友愤怒了，民众爆发了，一场整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登台，似乎想要借此安抚死者的在天之灵，抚平死者亲人的创伤，平息愤怒的民众。

　　印发整治酒驾专项行动方案、召开专项行动动员视频会议、开展酒驾整治集中行动日、拉开禁止酒驾的宣传攻势等等，一切都在神速地展开。作为最高管理部门的公安部交管局印发了《关于各地深入推进严厉整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情况的通报》：8月15日至10月31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14.8万起，其中醉酒驾驶2.3万起，占查处总数的15.5%；共计罚款处罚14.8万人次，暂扣驾驶证13.1万本，行政拘留2万人次。用貌似很沉重的数据向民众上交了答卷，在群众的质疑声中完成了阶段性成果。

　　笔者在此亦不想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刺，对广而周知的水分和执行力欠缺问题笔者不想吵了读者的耳根，笔者只是不明白如此大的一项整治工程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如何抓好抓实？牵扯的党委、政府等上级部门和领导等形形色色的特权阶层和群体，小小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如何能做到依法行政？充斥于大街小巷的饮酒人群，警力有限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如何能确保无漏网之鱼？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脆弱肩膀却担负着对根深蒂固、顽疾陋习的饮酒文化的碰撞与挑战，笔者甚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捏把汗、揣颗心。

　　饮酒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其中尤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与相关利益单位之间的请吃之风堪称领头羊，引领着整个社会的饮酒风向。“无酒不成宴”，“酒桌上好办事”，种种社会办事潜规则让酒无可争议地扮演了社交活动的主角。严查酒驾行动牵扯了方方面面的神经，当然也牵动着当权者、领导者等特权群体的神经。“敢查我，明天让你脱警服”，“查我，知不知道我老爸是谁”，一句句嚣张跋扈的警告让民警心有畏惧，现在工作难找，养家不容易，谁敢拿自己的前途和饭碗开玩笑？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啊，谨慎之，小心之！

　　饮酒误事啊！难道仅仅是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吗？显然不是，它影响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工作作风，影响着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形象和与老百姓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消极影响实在是罄竹难书。既然都已影响了行政效能建设和党群、干群关系，为何却只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阵前卒，去做这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只要中央不下决心去整顿饮酒的陋习，只要党和政府的部分领导干部灯红酒绿依旧，那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信心十足去拼命干的禁止酒驾运动就只能徒劳无功，一场替政府平息民愤的运动式整治罢了。

　　原公安部周部长堪称英明啊，毅然、决然地在全国公安机关颁布了禁酒令，其中包括工作时间不能饮酒，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落实执行的力度和措施都齐齐到位，一场督察风暴让数以百计的违反禁令者脱掉了警服，离开了公安队伍，而且督察一直在继续，喝酒误事的事件大幅减少，警察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公安队伍的形象大幅提升，警民关系大幅改善，禁酒令的功劳可谓大矣。存在同样的问题，为何却在解决的方法上落差如此之大？如果是某些领导人没有我们的周书记这么明辨是非、高瞻远瞩，没有及时想出这样的对策，那么在公安机关实施几年以来取得了如此可喜的成绩之后，还能无动于衷吗？办法就在面前---适当禁酒。信阳的做法应该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成功的试点，我们不是要让酒厂倒闭，更不想减少国家和某些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也不是要让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从此灰飞烟灭，我们只是想呼吁党和政府对愈演愈烈的请吃暴饮之歪风邪气给予合理的控制，为行政效能建设负责，为党群、干群关系负责，为道路交通安全负责。只有党和政府狠下治理请吃暴饮之风的决心，拿出治理的有效措施，让饮酒（自然包括酒后驾驶）与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的前途、饭碗挂钩，方能从根本上刹住民怨极大的机关喝酒风，从而为整个社会树立一块积极健康的风向标，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展的禁止酒驾行动才能有功德圆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