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拟从检察权的定性、内容和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内涵入手，探索二者的本质,结合时代要求探讨科学配置检察权的必要性。笔者针对现有检察权配置中存在的薄弱点进行分析，并尝试充实、改进和完善现有检察权配置，以达到反映、体现司法规律的目的，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关 键 词】检察权 配置 司法规律 和谐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是完善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课题，它也是检察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万事万物皆有规律，检察工作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只有在配置检察权的过程中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才能真正谈得上是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当前，检察权在定位、实践中都存在诸多不足，在某些方面没有很好地遵循司法规律。笔者拟通过本文探讨检察权的实质、我国检察工作司法规律的内涵及如何科学、合理配置检察权，以满足十七大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促进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同时，笔者也认为，合理配置检察权所依据的司法规律应具有我国独有的特色、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所谓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这个道理。
一、检察权的性质及内容
谈到检察权的配置如何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必须明确检察权的实质是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检察权是什么”。围绕“检察权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探究它的性质和内容。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界对检察权性质的界定众说纷纭。检察权性质的清晰界定关系到检察机关自身的定位和检察改革的方向问题，性质的界定发生偏差，势必全盘皆乱。目前理论界有四种说法，无论是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抑或是司法、行政双重属性说，或是法律监督权说，都没有很好地界定清楚检察权的实质所在。检察权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政体决定的。前三种观点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基础之上的，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三足鼎立，又何来检察权在立法权与司法权或是两者皆有之间的艰难抉择呢？诚然，检察权不是立法权，但也绝不能模糊化地包容进其他两种权力之中。
首先，检察权不是一种行政权。纵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设置和我国的检察院组织形式，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是隶属或是独立存在，均不是作为一般的行政机关来运行和管理的。再则，一旦检察权沦落为行政权的一种，那么它的监督功能和制约功能就将荡然无存，极易被各级行政权力机关操控，从而滋生腐败、丧失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再则，检察权所包含的一切职能均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检察权的产生与最高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是行政权的一种。
其次，检察权不是司法权。持司法权说的学者认为检察官与法官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职务上的分工不同，二者具有等同性，检察官与法官一样执行着司法领域的重要职能。狭义的司法权仅指审判权，检察权是与审判权截然不同的一种权力但又不得不依附于审判权而得以实施，有“准司法权”之说。但“准司法权”毕竟不同于“司法权”。审判权更多的是对实体的裁量，而检察权更多的是对程序的裁量，比如对审查批捕的案件必然做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对审查起诉的案件必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对审判机关的判决必然做出抗诉或不抗诉的决定。这些决定都是程序性的，用时也是必然的。同时，除去以上权能之外，检察机关还享有侦查权和法律监督的权能等。
检察权将检察权勉强界定为行政权或是司法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均是受到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局限所致。诚然，在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下，采用该学说的国家的达到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制约和平衡的效果，但也将一些本不属于这三种权力性质的其他权力一股脑包纳进来，检察权就是在这种大前提下有了以上三种性质说法。在一些国家，检察权一个时期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一个时期又属于司法机关，它既是“带有司法色彩的行政机关”，又是“富含行政意味的准司法机关”，从而让检察权陷于尴尬的境地。
再次，检察权不是法律监督权。我国摈弃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结构，而是突破性、历史性地采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在根源上断绝了检察权非此即彼并的可能。在我国，检察制度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产生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机关，检察院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院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部分学者也据此认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认为这正是对实然状态的如实反映，但据此就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也是缺乏法理依据、违背司法实践的。
第一，司法监督权并不能涵盖检察权的全部内容。对一个事物的性质进行界定，必须涵盖其全部或至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如果这个所谓的性质无法容纳它所定义的事物，毫无疑问，这个界定是存在问题的。
检察权包括公诉权、侦查权和监督权等诸多内容。其中，公诉权是指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或根据审查结果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权力，它既包括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力，也包括对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不予认同而抗诉的权力。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有权对部分特殊案件进行直接受理和侦查，比如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等。检察机关中专设反贪局、渎侵局对该类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监督权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检察机关通过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裁判活动、裁判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制约审判及其后续执行情况的目的，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正义。通过以上分析，仅以“法律监督权”来界定检察权的性质，是不够完满的，引用代数中的集合的概念，如果检察权是母集，那法律监督就是它的一个子集。
第二，监督权要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不存在利害关系，二者之间的权力应该是完全隔离的。而检察机关一边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一边监督法官的行为，本身已失去监督者本该有的超脱和客观。同时，作为监督者，地位应该比被监督者更超然，但实践中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显然不具有这种优势地位。
第三，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并非完全重合。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违背了检察权诞生之初公诉犯罪的本意，也无法解释检察机关享有对部分特殊案件的侦查权的事实。
因此，检察权也不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检察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检察权本身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不依附于行政权，也不附属于司法权，更不是二者的简单集合，当然也不能用法律监督权就能简单概括之。毋需给检察权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检察权就是检察权，它的职能决定它的性质，它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顺应司法规律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它的配置必须符合我国现时的国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服务。
二、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及现实要求
检察机关肩负着控诉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等诸多重任，要恪尽职守就必须正确认识并自觉运用司法的客观规律，在配置检察权和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遵守司法规律。我们试图正确认识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并以之为依据配置检察权时，必须立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情，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和谐社会的契机，才能真正把握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
规律似乎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不应受时间和国界的约束，实则不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律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规律，它的运行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是社会规律，它包含了人为因素并受其影响。司法规律是一种社会规律，它受到时代、政治和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在此探究如何配置检察权才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首先应该解读现今我国国情和发展诉求对司法规律的影响。
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渐入佳境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既带来正面的经济腾飞，但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矛盾凸显的今天，党提出“和谐社会”的号召，只有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驾护航。我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期，新的理念和思维在不断产生、发展，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破除僵化的思维模式。检察机关的职能和使命决定了它站在处理社会消极面影响的风头浪尖，如何促进和谐，如何变通思想，只有突破了这两个难点，才能真正理解我国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从而合理配置检察权。
第一、检察工作必须以公平正义为诉求。检察权的设置必须符合维护公平的原则，检察权中的法律监督权即是对公平正义的保障。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前提是其具有实质上的独立身份并享有监督者的优势地位。但在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的独立身份没有得到实质上的保障，法律监督权更多停留在理论范畴。实际上，不但没有系统的制度和细化的法律规定对法律监督权予以规范，相反，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而言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审判进行监督多体现在抗诉一项，甚至于抗诉而言，每年也是凤毛麟角。此外，检察机关的双层领导体制、地区财政拨款的经费模式，使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控制，监督权的行使举步维艰。
第二、检察工作必须以和谐为导向。检察机关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击犯罪、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所谓“和谐”就是指存在差别的各个成分可以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和谐、建立法治社会本就是检察工作的应有之义。检察权的设置也应趋向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为此，检察院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尽量通过调解的办法解决矛盾纠纷，做到能调则调，调诉结合，案结事了，努力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睦。
第三、检察机关必须加强侦查职能，大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古代对职务犯罪问题就非常重视，从法家的“治吏思想”到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历朝历代都注意打击职务犯罪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职务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加大打击腐败问题符合我国的司法规律。腐败问题成为国家机器上的“眼中钉”、“肉中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综上所述，检察工作的司法规律即在于检察机关如何运行才能最大限度满足现实的要求和既定的诉求，如何才能符合检察权自身定位的要求。笔者通过以上论述，理清了检察权的定位和司法规律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在以下篇幅中，笔者拟构建理性的检察权配置。
三、关于检察权合理配置的法律构想
为使检察权的配置能反映和体现司法规律，提高检察机关的职能水平和工作效率，对检察权的配置必须重新思考。考虑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改变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设置模式。现有的类似行政机关的级别设置、晋升模式和财政来源无法保证检察权各项权能的贯彻落实，更使检察机关的定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破不立，唯有改变现有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依赖从而实现实质上的独立。
第一、改变现有的检察长和检察官任命、任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产生由最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地方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由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长提名，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并对其负责。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官受到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第二、取消检察人员的行政职级，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职务来管理检察人员。长期以来，法律职务与权、责、福利的脱钩不仅混淆了检察人员与一般公务人员的区别，而且容易助长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检察官队伍的业务建设和检察文化建设，对检察权的行使有害无利。
第三、建立检察官和事务官两套管理系统，两者的任免、考核、奖惩模式完全不同。给检察官配备专门的助理和协勤，各司其职，使事务上的处理为业务上的精进服务。
第四、改变检察机关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的模式，改由中央财政拨款。这样可有效防范地方势力对检察权行使的牵制。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检察官工资序列，建立健全可行的激励机制，激发检察官提升业务水平的能动性。
实现以上前提之后，笔者拟探讨如何配置检察权以反应和体现司法规律。诚然，我国目前的检察权配置尽管存着问题，但其职能性质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本相符的，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检察机关设置模式上的问题，在修正设置模式之后再来谈检察权的重构，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完善。
（一） 拓展公诉权能
拓展公诉权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宽公诉权的广度，一拓深是公诉权的深度。
1、从拓展公诉权的广度入手，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为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有两种理论支撑：一是基于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法律监督权能从而衍生的对行政权的制约功能；二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是基于对国家及社会利益的代表性。赋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权、民事公益诉讼权具有必然性和迫切性。
其一、行政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司法制衡势在必行。二战后，各国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的控制，行政机关空前发达，行政权力不断膨胀。我国没有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检察权中尽管包含了法律监督的权能，但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细化的法律规定中，对行政权的制约更是薄弱。我国创建了由普通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中程序违法部分进行监督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法院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审查具有局限性，因此将检察机关引入行政诉讼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行政法维护的是一种公法关系，公法关系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在于促进公共利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仅从程序上进行考量是欠妥的，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是为挽回行政相对人的损失，更多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审查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的合法性从而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此外，行政诉讼对没有特定受害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无人提起诉讼而不予监督是存在问题的，检察机关应对该类案件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检察机关并不是针对任何行政诉讼都越俎代庖地行使诉讼权。对于有受害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案件有合法的原告，检察机关不便于行使诉权；对于行政决定违法，没有具体行政相对人或是对具体行政相对人有利但却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由检察机关行使诉讼权，维护公共利益。
其二、公害案件屡有发生，检察院行使民事诉讼权存在必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被抬上前台。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反对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我国目前对于因污染等原因造成的公害事件一般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包括对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行政处罚，调停侵权行为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赔偿问题。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并是不所有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都存在具体的受害人，对于不存在具体受害人、而社会公共利益又确受危害，或是受害人众多、只能以集团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诉讼时，可由检察院行使诉讼权。这样不仅可以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也可对类似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该类现象的发生。
其三、现行《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权能规定不能满足需要。检察机关的民行机关可以对法院判决的民事、行政案件提起抗诉，利用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该权能仅是对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它没有包含对公益受损的救济功能。在缺失原告的状况下，法院无法对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进行审理和处罚，更谈不上检察机关对它的监督和制约。因而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权无法替代其对案件的诉讼权，增加公诉权的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2、从拓深公诉权的深度着眼，加大诉讼裁量权、落实量刑建议权。我国现有的公诉权中可自由裁量的范围较窄。例如对不起诉案件的处理可谓谨小慎微，条件严苛；检察机关对案件的量刑建议权也仅停留在立论探讨阶段，在实践中往往是纸上谈兵，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不但可使用范围小，而且客观上收到各种条件的约束，使用频率很低。再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往往将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圈定在一个较低的范围，从而迫使一些本该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被诉至法院，当宽不宽，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本意。为顺应司法规律、节约诉讼成本，可在案结事了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
此外，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也是顺应司法规律的做法之一。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对拟定作不起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时间的考验期，考验期满才作出不起诉处理，它有别于直接作不起诉处理的做法，更加审慎、合理。我国可根据国情批判性地法律移植这一制度，这是检察机关诉讼裁量权的一种变革和进步，更能体现司法规律。
（二）加强侦查监督权和诉讼监督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刑事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和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权等。这几项权能均有待加强，尤其是对侦查活动和诉讼活动的监督亟待加强。
1、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和引导。侦查活动进展的情况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侦察活动的监督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是否合法有效的监督；二是对侦查活动过程中办案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监督；三是对侦查过程中办案水平和效果的监督。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的办案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国可尝试性地将检察官引进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并给予侦查人员引导、对证据的提取提供建议。这样可大大提高侦查效率和诉讼，并使整个案卷的制作更加符合诉讼的要求。
2、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发现诉讼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时，一般是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通知，收效甚微。检察机关应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发现有违法行为后根据行为违法的情况、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时，可依法分别对违法人员作出回避、改变案件管辖权，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
（三）赋予检察机关适当的调解权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的逐年增长，城乡变革的加剧，刑事犯罪也在不断增多。相当数量的案件存在赔偿问题和化解矛盾的需要，除了交通肇事等极少数几个罪名就赔偿数额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外，更多罪名就民事赔偿一块的规定仍是一片空白。这就给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案结事了制造了障碍。要达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就需要检察机关居间调解，检察机关调解权的确立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消弭社会对立面、促进和谐。调解权的设置符合当前国情和司法规律。由于目前检察机关不具有调解争端、化解矛盾的主体资格，不享有化解矛盾的权能和承担相关责任，对刑事案件的调解仅局限在极少数案件，不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9〕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任务。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中央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发展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融资难、担保难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扶持政策尚未落实到位，企业负担重，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亏损加大等。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现就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法律体系。落实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清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营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快制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修订《贷款通则》，修订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明确对小型企业的扶持政策。
　　（二）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有关制度。制定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办法，提高采购中小企业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信息发布透明度，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制度，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
　　（三）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权益保护。组织开展对中小企业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金融、财税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强政策效果评价。坚持依法行政，保护中小企业及其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支持，鼓励中小企业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对中小企业吸纳困难人员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相应期限内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基本医疗保险补贴、失业保险补贴。对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困难中小企业，将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或降低费率政策执行期延长至2010年底，并按规定给予一定期限的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在岗培训补贴等。中小企业可与职工就工资、工时、劳动定额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和不定时工作制。
　　二、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五）全面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提高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效率，建立完善信贷人员尽职免责机制。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风险补偿。
　　（六）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要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完善中小企业授信业务制度，逐步提高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和比重。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支持、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鼓励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
　　（七）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上市育成机制，扩大中小企业上市规模，增加直接融资。完善创业投资和融资租赁政策，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融资租赁企业。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设立主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积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发挥融资租赁、典当、信托等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稳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积极培育和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产权和股权交易提供服务。
　　（八）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的政策。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金融、工商等部门要为中小企业和担保机构开展抵押物和出质的登记、确权、转让等提供优质服务。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引导其规范发展。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保险产品。
　　（九）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和评价体系，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信用等级。完善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方便快速的查询服务。构建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信用约束机制，增强中小企业信用意识。
　　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
　　（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扩大就业，以及改善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地方财政也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十一）落实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运用税收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体政策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小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所需的进口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中小企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按有关规定向省级财税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减免税申请。中小企业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纳税的，可依法申请在三个月内延期缴纳。
　　（十二）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社会负担。凡未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均一律取消。全面清理整顿涉及中小企业的收费，重点是行政许可和强制准入的中介服务收费、具有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收费，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能缓则缓。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公开前置性审批项目、程序和收费标准，严禁地方和部门越权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不得擅自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规范执收行为，全面实行中小企业缴费登记卡制度，设立各级政府中小企业负担举报电话。健全各级政府中小企业负担监督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摊派行为。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通过强制中小企业购买产品、接受指定服务等手段牟利。严格执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不得违规向中小企业提前征税或者摊派税款。
　　四、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十三）支持中小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支持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研制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产学研联合和资源整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在轻工、纺织、电子等行业推进品牌建设，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创建自主品牌。支持中华老字号等传统优势中小企业申请商标注册，保护商标专用权，鼓励挖掘、保护、改造民间特色传统工艺，提升特色产业。
　　（十四）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按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支持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进行技术改造。中央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中，要安排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资金，地方政府也要安排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原因需加速折旧的，可按规定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十五）推进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促进重点节能减排技术和高效节能环保产品、设备在中小企业的推广应用。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鼓励中小企业间资源循环利用。鼓励专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设备租赁等服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金融、环保、土地、产业政策等手段，依法淘汰中小企业中的落后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防止落后产能异地转移。严格控制过剩产能和“两高一资”行业盲目发展。对纳入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投资项目，按规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十六）提高企业协作配套水平。鼓励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建立稳定的供应、生产、销售等协作关系。鼓励大型企业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方式，加强与中小企业的协作配套，积极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人才、设备、资金支持，及时支付货款和服务费用。
　　（十七）引导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按照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用地集约、生态环保的原则，支持培育一批重点示范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集群环境建设，改善产业集聚条件，完善服务功能，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延长产业链，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鼓励东部地区先进的中小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联营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合作，实现产业有序转移。
　　（十八）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在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技术咨询、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在软件开发、服务外包、网络动漫、广告创意、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拓展，扩大就业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十九）支持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业务。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等要重点支持销售渠道稳定、市场占有率高的中小企业。采取财政补助、降低展费标准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各类展览展销活动。支持建立各类中小企业产品技术展示中心，办好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展览展销活动。鼓励电信、网络运营企业以及新闻媒体积极发布市场信息，帮助中小企业宣传产品，开拓市场。
　　（二十）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落实出口退税等支持政策，研究完善稳定外需、促进外贸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稳定和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加大优惠出口信贷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外开展并购等投资业务，收购技术和品牌，带动产品和服务出口。
　　（二十一）支持中小企业提高自身市场开拓能力。引导中小企业加强市场分析预测，把握市场机遇，增强质量、品牌和营销意识，改善售后服务，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和改造商贸流通业，推广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和新型业态，帮助和鼓励中小企业采用电子商务，降低市场开拓成本。支持餐饮、旅游、休闲、家政、物业、社区服务等行业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促进扩大消费。
　　六、努力改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二十二）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统筹规划，完善服务网络和服务设施，积极培育各级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通过资格认定、业务委托、奖励等方式，发挥工商联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和综合服务机构的作用，引导和带动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建立和完善财政补助机制，支持服务机构开展信息、培训、技术、创业、质量检验、企业管理等服务。
　　（二十三）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引导社会投资、财政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重点支持在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等领域建设一批产品研发、检验检测、技术推广等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改善创业和发展环境。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技术中心开放科技资源，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提高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完善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网络，加快发展政策解读、技术推广、人才交流、业务培训和市场营销等重点信息服务。
　　（二十四）完善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并进一步减少、合并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审批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投资、工商、税务、质检、环保等部门要简化程序、缩短时限、提高效率，为中小企业设立、生产经营等提供便捷服务。地方各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统筹考虑中小企业投资项目用地需求，合理安排用地指标。
　　七、提高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二十五）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加强管理。支持培育中小企业管理咨询机构，开展管理咨询活动。引导中小企业加强基础管理，强化营销和风险管理，完善治理结构，推进管理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督促中小企业苦练内功、降本增效，严格遵守安全、环保、质量、卫生、劳动保障等法律法规，诚实守信经营，履行社会责任。
　　（二十六）大力开展对中小企业各类人员的培训。实施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中小企业培训机构的作用，广泛采用网络技术等手段，开展政策法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专业技能、客户服务等各类培训。高度重视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培训，在3年内选择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对其经营管理者实施全面培训。
　　（二十七）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继续实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加快推进重点区域中小企业信息化试点，引导中小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研发、管理、制造和服务水平，提高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能力。鼓励信息技术企业开发和搭建行业应用平台，为中小企业信息化提供软硬件工具、项目外包、工业设计等社会化服务。
　　八、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领导
　　（二十八）加强指导协调。成立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
　　（二十九）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制度。统计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对中小企业的分类统计、监测、分析和发布制度，加强对规模以下企业的统计分析工作。有关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动态等信息，逐步建立中小企业市场监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当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的紧迫任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结合实际，尽快制定贯彻本意见的具体办法，并切实抓好落实。
　　　　　　　　　　　　　　　　　　　　　　　　　　　　　国务院
　　　　　　　　　　　　　　　　　　　　　　　　　　二○○九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