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人权准则治国与新国家哲学——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修改

2001年2月13日 16:20 杜钢建
　　中国政府先後签署国际人权两个公约，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一些人认为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种外交姿态，还有些人认为事起突然，一时还难明真相。静心思之，觉得此事应认真对待。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当时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将历史进程统贯起来看，却往往可见其逻辑必然和历史延伸。回想改革开放初期乃至80年代，官方和学界说及“人权”无不谈虎色变。90年代以前“人权”被作为“资产阶级毒草”中最具敏感性的标识。90年代以前学界的几次人权理论讨论会实际是对“人权”的批判。人权虚无主义实际成为垄断性国家哲学。这种情况到可以讲人权，再到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消磨了“文革”以後的二十年的光阴。在此期间，敢於直言陈说真理的人们，不知有多少为之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1992年中国政府发表《人权白皮书》时我曾讲过从此人权虚无主义在理论上造成的障碍将被突破，学术界理直气壮地研究和宣讲人权的日子将会到来。当时有的朋友认为过於乐观。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在大学讲台和各种场合正面讲解人权已不需要勇气。
　　在经过学术界“水治”“刀治”的法治（法制）之争、人权阶级性与人权普遍性之争、西方人权观与东方人权观之争、专政与宪政之争後，“法治国家”理论和普遍人权理论已然成为新国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实践中的问题如何，至少从理论观念上讲签署人权两公约意味着从人权虚无主义到人权主义的转变。正如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是从思维变化的方式开始的，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从国家哲学的变化开始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旧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的国家哲学正在逐步形成。接受国际人权准则便是新国家哲学基础的奠基仪式。无论从理论转向实际的道路还有多远，一旦新国家哲学的基础奠定以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形态的变革就会加速到来。
　　国际人权两公约精神冲击力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它终将冲决违逆人心的旧国家哲学。旧国家哲学的基石是反普遍人权论和人治论。一旦普遍人权论和法治国家论成为治国方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将同其他民主国家人民一样迎来尊重人权、宽容异议的时代。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主义、宽容主义、宪政主义、抵抗主义的精神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真精神相结合，为新国家哲学的创立开辟道路。
　　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国家哲学基石是不能忽视的。
　　它表明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人权准则治国。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只有在符合人权准则时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依法治国必须是依良法治国。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公认法治是良法的治理。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终於认识到衡量法律善恶的根本准则是人权保障。人权在理念上和逻辑上先於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而存在。在公民与国家的公共契约中已明确写明人权高於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即便国家处於紧急状态，基本人权也不容取消。政府及其官员由公民纳税供养，因此政府和执政党需根据国民的意愿来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必须是定期的。
　　根据人权是公约，选举制度、代表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都需进行制度创新。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
　　签署人权两公约不仅是对旧国家哲学的挑战，而且也将是对旧国家实践的挑战。
　　尊重人权依法治国要求对宪法和法律中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的条款进行修正。不管在批准签约时会对两公约有多少保留，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终将要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现行中国宪法离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人所共知。比如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思想自由在中国宪法中没有规定，不仅没有规定，而且在序言和正文中多处否定思想自由。比如虽允信仰自由但却要求全体国民信仰某个党派的唯物主义信仰。
　　看看马克思当年对普鲁士宪法中逻辑矛盾的尖锐批评，号称马克思信徒的人们怎么可以公然重蹈马克思敌人的覆辙。
　　人权公约对国家制度的挑战还表现在结社自由上。中国宪法虽然写入了结社自由，但宪法的序言和正文对此都有矛盾的表述，而国家制度实践更不允许新政党的合法产生。在罢工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等方面也都存在面临国际人权公约挑战，修正宪法和法律的问题。
　　当然，国家制度的创新会有一个过程，但从现在开始至少应有承兑诺言的意思表示。加入人权公约不仅要接受国际人权组织的监督，而且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人权诉讼的保障机制。至今中国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还没有成为法官判案的直接依据。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还没有建立。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後建立这一制度的步骤应该加快。
　　普遍人权论为国家体系和国家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价值和发展方向。法治国家论则为国家体系和国家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形式框架和具体路径。
　　要真正使普遍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还需要大力开发长期以来被扼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仁爱思想。国际人权公约中的许多重要的观念和范畴是与中国儒家仁学思想相一致的。国际人权理念的普及将同儒家仁学精神的光复同时并进，以重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
　　对中国来说，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接受国际组织监督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然而，真正执行国际人权公约，认真修改宪法和法律中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的内容，更需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人权两公约同其他国际公约的法律地位有着重要的区别。
　　两公约应当视为国际宪法的构成部分。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国际宪法应当在法律体系上高於国家宪法和法律。特别对於中国来说，由於近几十年对人权的漠视，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活动中缺乏人权理念，更需要依照两公约全面修改宪法和法律。
　　根据国际人权公约修改宪法就不可避免地要调整宪法的指导思想。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中规定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已明显地不再符合现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已经全面步入现代化建设时代，实现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已是历史的必然。宪法中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等指导思想和原则作为某个党派对其成员的要求是一回事，但将其作为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和国家活动原则则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精神。修改宪法必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指导性原则，作为旧时代产物的政治意识形态术语应当从宪法中去除。现行宪法从文字到内容都不合时代精神，有些原则和文字表述甚至与文革时期的1975年宪法相近，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思想和制度创新没有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宪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普遍人权论和法治国家论为基础内容的新国家哲学，应当全面体现保障人权的新时代精神。
人文视野中的法哲学研究

贡太雷

摘要：以宏观的人文视野来解读法哲学，揭示了神话、宗教、希腊悲剧与法哲学的关系；并由此对中西法哲学观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 人文视野 法哲学

法哲学从根本意义上是人类对要求过秩序生活的精神理念的反思，是作为个体或共同体的人对自身生存的负责——面对世界的无限性、将来的未知性，作为有限的人要求安定的努力。即理解过去，预测将来，实现当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哲学的思考也就是人对如何过好秩序生活的思考。
一、神话与法哲学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但它们有着共同的东西；不管是东方的女娲，还是西方的诸神都体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虚构”，是人类面对一个客观现象而没有能力理解同时又非理解不可，于是流传些故事来说明。如果不借助相关的虚构故事来满足自己的知性需要，就只能生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1】
在世界的初期，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便极想借某种东西与大自然沟通以求内心的安宁。因为自然若是无法沟通的、非人性的，那么脆弱的人类将无所适从，这就是神话的功用，也是为什么东西方哲学的前端都是自然哲学的原因。当时人的行为的尺度就是合乎自然，顺守自然；因此当时的法哲学思想也只能从自然中寻求，人的正确生活就是自然地生活。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自然是一切存在之目的，之终极，之首善所在……城邦是自然成长的产物，人因其本性而成为趋于城邦的造物”。【2】 当然这一点也引发了后来的“社会契约”的思想。在东方，《周易》的基本原则就是观察自然规律，安排人的言行。《尚书》中提到的“洪范•九畴”，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天象规律谈到政务规划，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
由此，神话是各民族用来说明自身起源的方式之一，它建构了某种象征意义上的原型，深化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人的欲望；这都是从神话中学到关于人的东西。可以说法哲学作为一种关注人自身生存发展的理性建构，从神话中取了最初的动力。
诚然，有了神话的说明，人们对于世界上各种怪诞的事情就可以理解，可以在现实中安定。神话展现了人类对永恒的向往，从中发展出生命的普遍的永恒的层次、寻求世界的真实和正义。这就提出了现实中的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了宗教。
二、宗教与法哲学
如果说法哲学解决了现实的人生存问题，是理性的或是科学的；那么宗教则关注人类的永恒，是完全信仰的。近代以来科学发达，人们推崇理性至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对宗教有一些批判；但必须说明的是，某些宗教题材超越了理性所能判断的范围。歌德就说过：“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高度，才可以接触到一切物理和伦理的本原现象所自出的神。”【3】而且宗教本身也有一种独特的威力，堕落的受苦受难的人往往借此来提高精神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宗教已经和哲学达到了同一层次；宗教与法哲学在对待“人之为人”问题上两者是相容的。
“倾向神的理性只管在变化发展中的活的事物，而知解力只管它所利用的、已成的、凝固的事物”。【4】宗教属于神的理性范畴；法哲学则关注现世的，强调人的理性生活。宗教的诉求比法律更高，要求的是更完美的人格表现；宗教考虑的是全人类，而法律侧重于个体的独立、完善与安定。宗教有种超越性，指出了人之不完美，这必然对法律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提升作用，让后者更加完美化，因为后者往往迁就于社会本身结构和其内在困境。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法哲学具有了宗教情操，尤其西方宪政思想大都有着神圣的超越性背景。考文说过：“美国宪法合法性、至上性以及对它尊崇的要求，同样奠基一个共同的、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即人们深信有一种高于人间统治者的意志。”【5】在法哲学发展史上，斯多葛派提出了不同于亚氏的“自然正义观”的“自然法”——人类通过上帝赐予的理性能力和诸神一道，直接参与这种秩序建构。
法哲学的这种宗教情操，是对人及其制度的超越性的、神的正义的一种反映。柏克曾说过：“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每个人的胸中”。【6】纵观西方政治发展，一以贯之的正是这种超验的宗教维度的法哲学思想：在中世纪，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的不服从；在改革时期，这一宗教情操又增加了理性标准，而上帝是最高理性；在近代不管是洛克的思想还是康德的理论，都承认对自主领域的公开确认与保护，这是上帝的法律即理性和自然法都说明了它的正确性。
三、悲剧与法哲学
法哲学让我们在政治共同体内有自主、自由、安定，生活的价值；文学则给予生命以安慰与同情，指导我们融洽生活。在能让人生活得有尊严、生活得高尚方向上，法哲学与文学便有了共通之处，尤其希腊悲剧对法哲学更有意义。
在西方法哲学的源头上可以看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说：“戏剧的目的在于：
为自然鉴镜，为道德照见自身的相貌，为当时代映出其状态迹印”。【7】 从希腊悲剧中可以看出希腊人对于宗教、社会、国家、个人、政治、战争究竟抱有何种态度。在古希腊人宗教里对于人与神的界限是不分明的，而希腊悲剧又恰恰在于展示：神谕昭示出人的命运，人越挣扎，就越陷入罗网，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悲局，这就让我们感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但是另一面它也展示了万能的命运不仅控制人也管理着神，连神也不能违背，就连普罗米修斯这位先知之神也得承认。【8】但如何解脱呢，索福克勒斯认为，这个世界是被一些神圣的法则所规范的，这些法则的存在将是永久的；尊敬它们，是最上的智慧，是避免厄运的最好保障。而且它把宗教与道德连接起来，凡是人类不善的行为，都是神所不能容忍的，都要受到神的处罚。【9】
希腊人的人生观念、政治生活在悲剧中得以完美体现：在悲剧中，希腊人首先解释什么是一个快乐的和完全的人，并认为这样的人必须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认为秩序与和谐是善的品行，而骄傲为极度的自满、野心为非分的希望,都是希腊人所痛恨的,是为神所不容的。善和美是人类的两大理想，这样悲剧就有了社会教化作用。亚氏认为，“悲剧是模仿一个严肃而本身完整的行动……以剧情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感，借此达到此等情绪之净化”。【10】黑格尔对亚氏的格言作了新解释：“在单纯的畏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和解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悲剧通过永恒正义的景象而提供的，永恒正义有绝对的权力来处理各种片面的目的和情欲的相对合理性。”【11】这样，悲剧的内部矛盾的最大化最后由永恒的正义或超越主人公的片面正义之上而达到和解。
在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两点：一是人即使是面对着无穷的宇宙或各种人生的无奈时，还是要坚定地活下去，这是因为人的内在有一种尊严。二是悲剧是冲突的矛盾集中化，而各种矛盾又是各个人物自己的正义观体现，其冲突解决只能由永恒正义来和解。所以，悲剧中展现了人的尊严也揭示了某种永恒的正义，这当然也必然对法哲学在方法上和内涵上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中西法哲学观的比较
法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追求现实共同体的善，都在于解决现世的人与人的问题。下面的论说将建立在法哲学等同于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
不管我们说西方“法治”，还是中国“人治”或“仁政”（梁启超语），我们都必须首先了解中西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发展路径。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起源，都是以自然哲学为开端，而后转为关注人自身的哲学；都以神话解决了人的起源问题。可不同的是西方后来由宗教来解决人的未来，通过来世来安定现世的人；而中国却发展了某种伦理道德来解决之。西方承认人的人性和神性，以神性来指导人性；而中国尤其儒学发展的伦理首先抛弃了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礼乐安定人间秩序，以礼乐协调人际情感，以祭祀祖先作精神依托；对于人的将来，孔子认为人性向善，通过不断学习而达到人生的目的。即“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
从宗教上看，若以某种宗教派别来看，中国是不存在宗教的，中国人自古都不敬畏鬼神，鬼神只是我们用来完成我们目的、价值的手段罢了。但若谈及宗教情操，东西方是有共同之处的：西方宗教表现了人们对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是一种对于超越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12】在中国儒学则强调伦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适当距离的实现。儒家首先讲自我，即一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然后到人我互动，强调礼法与情义——法是基本规范，礼则是较高尚的安排；而且礼又必须扎根于人的情感，即“仁”——自觉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可以抉择但必须对自己的抉择负责；承认自我与他人之间有密切而对等的关系，由此展开情与义，人才达于至善，“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到圣人。
此外，东方哲学观是乐观的，相信可以靠人自身努力、人与人的关系协调逐渐达到人间太平。而西方从人神两分观开始直到现在都认为，人只有通过理性也唯有通过理性才能逐渐让人世间幸福，而现世终不会是完美的，结果西方的哲学观总体是悲观的。这样，西方的法哲学崇尚神性，崇尚理性，崇尚自然，通过人、“神”两分来建构现实生活；而中国始终（虽然后来受佛学冲击，儒、佛二者经过相互扬弃、消化，但还是未能改变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方向）是由现实的人出发，由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来建构整个社会。因此西方的法哲学是由神的理性和正义而界定人和社会的正义和理性，由来世界定今生；中国的法哲学则是由人出发来解决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建构，不须超验性的证实，相信今生而少谈来世。另外或许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哲学不是封闭的，它具有包容性；但缺少理性建构，不反思和记忆自己的传承。
从现实上看，由于中西法哲学思想的差异导致现实中政治与社会发生变革时的情况也迥异：西方的政治、法律已融入个体的日常社会生活，社会在转型时由于其变革受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惯性影响会显得平和。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完全政治、法律化，政治、法律的风吹草动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这或许是中西方法哲学思维方式上最大的差别：一个政治法律社会化，一个社会政治法律化。
法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是对人、对人与人关系共同体的思考。或许出发点不同，但基于人的共通性，法哲学也应是共通的，毕竟在浩瀚广漠的宇宙中人终有不安、终要寻根、终要对将来有所希望、对现世要求秩序，这正是一切法哲学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哲学与人生》（台）傅佩荣：东方出版社 2005.98.
【2】《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8.
【3】【4】《歌德谈话录》（法）爱可曼：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183.184.
【5】《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美）爱德华•S•考文：强世功译 三联书店 1997.5.
【6】《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美）弗里德里希：周勇等译 三联书店1997.17.
【7】【8】【9】《西方文学研究》（美）柳无忌：中国友谊出版社 1985.49.58.64.
【10】【11】《西方美学史论丛》汝信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51.162.
【12】《法律与宗教》（美）伯尔曼：梁治平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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