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限制理论重述

何云笑

摘要 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意义就在于对宪法规范和宪政精神有更深之探索与追求。质言之，乃是一种在法律范围内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表面上显然与宪法保障人民权益背道而驰，然限制基本权利并非践踏人权，而是为更好地保障人权。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但如何把握程度与尺度，实非易事。这就促成了当前通说应用的公益限制、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一系列论调。实则，基本权利限制之问题，涉及面远不止于此，基本权利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繁琐的体系，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已有不同，限制基本权利理论关系到个体之间的自身基本权利以及个体与整体（公益）之间的权利法益，之中的具体关联复杂，逐步理清概念、分析内涵、探讨观点，是十分的必要。故重述该理论的关键在于归纳整理其发展过程与实际应用状况，在理清回顾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后，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现有法制之实际，加深中国宪法学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运用到现实法律生活，对促进人权保障及社会进步，有着其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 基本权利； 限制； 公共利益（公益）； 宪法

Iterate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Abstract Significance of iterating basic rights limit theory lies in to the constitution standard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spirit has a deeper exploration. Virtually, this is conduct of violating personal rights in the law area. On the surface obviously safeguards the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constitution to run counter to, however, limit the basic rights does not mean trampling the human rights, but is for safeguards the human rights well.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basic right limit should be strictly and explicitly stipulated, how but grasp the degree and the criterion, is not the easy matter. This facilitated the current logically coherent argument application public welfare limit, the law retained, and the proportion principle and so on a series of views. In fact, the basic right limit question affected area far continues this, basic right itself is a numerous and disorderly troublesome system, people had the difference to its connotation understanding, limits the basic rights theory to relat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between own basic right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right law profit, the concrete connection is complex, gradually clears off the concept, the analysis connotation, the discussion viewpoint, is extremely essential. Therefore the key of iterating this theory lies in the induction to reorganize its developing proces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after clears off the review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more importantly unifies the Chinese existing legal system the reality, deepens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study regarding the basic question research, using the realistic legal life, to promotes the human rights safeguard and the society is progressive, has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asic rights, restriction, public welfare, constitution



一、引论
基本权利乃一国宪政与法制之基石，申言之，实为民主制度及人类文明之根本性“物质”载体。凡宪法体制下国民，无不关注己身基本权利之状况。宪法与法律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国民之权。保护人人之基本权利，亦是保护个体之切身利益。现今，保护人权、自由、平等之观念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宪法所充分实践。然则，但凡权利，总应有界限，或源于外部因素，或在于其本身。若人之权利无限，以权利（权力）之扩张本性，则必会伤及他人与社会之合法利益，基本权利亦是如此。平衡人权自由与社会稳定之关系，或曰，保障人民之权与调和社会公益乃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本质，宪法在保障之同时亦限制其滥用。法治国家之本质在于一切以法律为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权力）可以逾越法律本身，包括法律所保护和以之为目的的人民基本权利,而限制基本权利，亦再有界限，否则，将淘空基本权利之实质。故，此论题之提出，法学理论和实践意义颇大，必慎重审视之。
（一）基本权利限制概念与渊源
对宪法所确立规定之公民基本权利进而约束、制约、调控，可谓基本权利之限制，基本权利受限制性是20世纪以来宪法之重要特征。从限制状态之视角可分为两类，即从动态性，国家可以限制公民行使其基本权利，惟在法律程序下，以公权力直接干预公民，譬如为公共利益征收或征用公民之私有财产。再按静态性，法律（包括宪法本身）载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受到限制，通过法律即在制定法律之时，就已对人民基本权利预先设定影响、制约、阻碍之规则，乃至于增加其行使上的困难，或使其根本无法行使，而亦为国家或个体之相关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

限制之主体乃本国公民 ，其为宪法基本权利之惟一拥有者，而外国人之权利则为一国外事法律另定之，故限制之意专指为维护国家、社会之公共利益及他人之合法利益，禁止本国公民滥用基本权利，进而更好保护每个公民之利益。基本权利之限制，需要严格依法，亦即按法定程序，有法定事由（或为法律规定），且限制强度适当、合理，受法律监督，亦不违反宪法法律保护之底线。概言之，限制之主要原由来自维护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或曰为保障公法益和私法益之需要，若不然，则形成所谓“基本权利之侵害”。故基本权利之限制，应当具备阻却违宪事由之能力，即必定采宪法或法律规定许可。
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根本还在于吾乃人之社会，个人不可能无视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存，所以，人权尤其在与他人的人权之关系上受到制约，亦是当然。[1]近代民主国家强调天赋人权且人人自由平等，宪法是人民自由之圣经，基本权利则是“圣经”之核心条款，然人类社会自有之秩序及权利（力）之扩张特性，则不得不在保障人民权利充分之同时，考虑适当限制个人之权，以达社会安全稳定及有序之状态。
基本权利限制之兴起，早在法兰西《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就已阐明，其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此款表明，基本权利行使有其界限，且对其限制亦由法律定之；《宣言》第五条：“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基本权利限制手段中法律保留原则之前奏；第八条曰：“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此可认为限制的适当、比例原则之早期规范。随后理论与实践皆有发展，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十九条（一）已明确规定：“基于基本法之规定，基本权利可由法律或依法予以限制。该法律应适用于一般人，不得适用于某个人，此外，该法律应明文规定基本权利并载明其所述条款。”意大利、日本等国宪法皆有类似之语词及观点。其实不仅德法意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的宪法权利（对基本权利的另一种称谓）限制规范亦有同样发展，毕竟人权的基本价值原无本质差别，法制的不同只是其表现形式的差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或直接或间接，各国之宪法皆承认基本权利的界限，而进一步规范之。从历史脉络观察，自权利的概念产生，随即便有了限制，两者相辅相成、关联紧密。宪法本质为社会规范，与其他法律（狭义之法律）属性相同，无非位阶之差异耳，权利亦有位阶之分法，虽有差别，但皆为法定之权。

凡法定之权，法律即有理由全力维护之。限制法定之权意即在法律框架内对权利进行“合理侵犯”，基本权利如是。仅最普遍之民事私益，自古以来或多或少总有或总被限制。宪政与法治兴起后，对权利之制约更加规范、详尽，亦展示人类社会从经验时代走向理性时代。既然强调“法律主治”或“法治国” ，则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就可谓至高无上，基本权利由法律（宪法规范）确定之，对其限制犹如对其他一切权利之限制，而限制法定权利起源于近代宪法创立，伴随人权之发展的基本权利限制问题业已成为权利理论框架中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实定法上，德国人却是走在前列，1919年德意志联邦宪法（通称魏玛宪法）广泛的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非以前之宪法所能相比，具有历史性及世界性之意义。[2]后来的波恩基本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更明确完善了基本权利之内容，其对基本权利之限制采权利保障与限制同条规定，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亦以法律形式为之，同时注意到对限制之界限的相关问题。德国公法学界对该理论之研究与探索长期不懈，概括出几大原则与方式（下文详述），为该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厚之基础。相比而言，其他国家对此论题之研究晚于德国，且大多采其之观点精华。英美法国家在理论研究上与德国迥异，法律规定形式为公民之义务，若产生冲突，以法官对法律之认识及判断为基准，无德国般公益原则、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法律事先详尽设定之说。时至今日，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在国外发展已渐完备，实践运用亦有较大效果，其成功之主要因素即为——违宪审查制度在许多国家的确立与完善。因基本权利乃由宪法所规范，对其限制必定得经宪法授权，且受违宪审查之考验，或受宪法之监督，若不如此，则公民基本权利极易受权利（力）之侵害而无法救济，尤以国家公权力为最，其任意行使将最终导致公民基本权利名存实亡，宪法更似废纸一般。是故，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权利限制之理论依据
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双重性质。[3]在德国宪法（即基本法）中，其所确立 “客观价值秩序”之理论，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之基本制度。“客观法”之涵义，乃法律规范之意，诚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是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直接有效之法律。”实为直接约束国家公权力运作之规则。是一种宪法所确定的，科以公权力保护义务且必须遵守之“客观规范”。“客观价值秩序”是建构国家各种制度之原则，亦是公权力（包括行政、司法等权）之上位指导方针。
“主观权利”之涵义，是为公民个体向国家或他人主张权利请求，包含了个人对抗国家之主观防御权。在德国，公民有权就基本权利之被侵犯要求国家采取保护之措施。其基本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犯，都可以向法院起诉。”其公民个体在穷尽一切法律途径之救济后，还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诉请保护基本权利（基于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与实施），致使“主观权利”之功能得以充分完善。概基本权利之“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之关联，可曰“主观权利”是强调基本权利作为“个人权利”的性质，则“客观法”就是强调基本权利本身就是约束国家公权力的“法律”。[4]
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根源，既有权利限制之普遍性质，亦有基本权利之自身要求。基本权利之双重属性体现权利与法律规则的重合。权利之扩张性与法律规则（权利法律之体现者）之交叉，导致权利冲突与越界，基本权利如是。“主观权利”之特性易使个体对权利之不同理解以至任意使用，遂打破利益之平衡，致使权利体系出现动荡。究根本之源，仍在于权利本身是否有边界之问题。若权利本身有边界，则限制即为其一部分之构成（即权利构成要件）；若权利无边界之说，对其限制无非是外部力量之强迫，使权利之运行得到部分压制，而权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限制的。是故，历来权利之限制理论依据，皆围绕内在之因还是外部因素之争论。德国对宪法基本权利 “客观法”之限制，实为法律制定自我之约束，任何一部法律规范，其规则不能不受监督和限制，宪法之最高位，其规则仍需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与精神的监督和指示，若不然，则极可能重蹈纳粹德国之覆辙。对“主观权利”之限制，亦符合一般限制权利之要求，保证公民在宪法治下行使基本权利皆平等。基本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较，位阶最高，实言之，任何权利都应当服从于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人为之人最根本社会地位之展现。然基本权利既是法定之权，就得遵从法律。从实证角度论之，现有各国宪法，或直接或间接，都规定基本权利之运作与行使不得侵犯国家、社会之公益及他人之私益。法律限制之本质，在于保障人人之权利，亦兼顾国家、社会之安定。若无限制之存在，则必定出现大量权利冲突，最终冲击人之社会体制，人类文明即在所谓绝对自由中迅速崩溃。近代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乃是人民让渡己之部分权利而构成，其让渡之权利，可认为就是对己身权利之限制，此主张亦符合人类社会之存在逻辑。故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探讨，应从多方面考量，以下再检讨其中之细节。
二、限制原则
（一）公共利益原则（公益原则）
依德国公法相关之见解，公共利益、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原则，可谓比较全面，其法理结构、逻辑内容皆为详实，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研学习之楷模。对其归纳与研讨，是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主要步骤。首要之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宪法学者认为，公共利益（Public Welfare）通常表示社会全体利益、幸福与福利。[5]或为一域之内，国家、公众所应当首先被保护之法益。公益原则源于个体和群体之利益衡量，适用公益原则，实为限制基本权利最大目的之一，各国宪法无不视其为限制之首要依据。然对公共利益之概念范围、内容诠释上，有很大之差异，易言之，公共利益之概念内容极为抽象，属典型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除了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外，更随着国家任务范围扩充及国家基本原则——例如法治国家原则，民主理念以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实践，都可以改变旧有的公益概念并据以形成新的公益内容，[6]社会之多元化及群体、阶层之分化，以至不能将公共利益真正理清。由此产生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之不确定，若然，则极易使国家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为藉口肆意侵犯人民之基本权利及相关法益。是故应当以其他原则与方法共同适用之，调和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冲突关系。
公共利益原则（亦称公共福利、公共福祉，简称公益原则）乃所公认的基本权利一般制约原理，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以在公共利益之需要为前提下，许可国家以订立法律之方式来限制之。[7]古典宪法理论承认公益乃最高之法则，并在依循公益、私益对立论的情况下，认为为了公益，可予（或应予）私益有所限制（即采限制人民权利之方式）。[8]那何谓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对其范围之理解认知一直有较大争议，尤以在法律实践中，各人对其诠释差异颇大。以公益限制一国之人民基本权利，实际已触及人权之根本性问题，必应相对地圈定公益之范围，以防止此原则被滥用。
1、公益之法律内容认定——国家、社会、公民团体组织（群体）的不同对待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内涵，应当始于政治国家之产生，对其认知及研讨，可从不同角度视之。公共利益是指一定区域内公民个体利益的集合，它既反映了公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又与个人的利益存在密切的关联。[9]这仅为最一般之考量，从法律意义上，对公共利益概念阐述亦属极难之事。国家之利益、社会之利益、公民团体组织之利益，皆可认为是公共利益之一种形式方面，对之以一定归纳，或许能理清些头绪。
其一，公共利益之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源于国家之合法需要，如国家安全、国防事务、外交事务、重大经济发展事务等等。从政治而论，国家利益最为首要。法律，包括宪法，无不首先考虑国家安全等利益之维护。然政治之需求不能取代一切问题，若政府以国家安全等为名，随意宵禁、戒严、剥夺公民自由、取缔公民自治机构，甚至实行恐怖，都将严重侵犯人民权利，民主与自由亦不复存在，国家专制也由此而被实践复活。是故，对国家利益之界限，需由法律严格规定，政府不得任意使用国家利益来压迫人民之权利。其二，公共利益之社会利益。当代世界各国，绝对国家主义亦不存在，前述所谓国家利益仅指公共利益之一方面，而最主体之部分，还是体现于社会性之利益，或曰大众之利益。现代国家转型在于公民社会之发展，尤以公共事业之发展。职能的改革使政府不再事事亲为，福利国家之提出与发展，反映社会自治自调能力的成长。法律上，对公共利益之理解，许多即出自于对社会公共事业利益之考量，而不再仅为国家性利益。社会公益，此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颇有渊源，在一充分自治社会，国家（政府）只是维护秩序与保障安全之工具，公民间权利的交合及公共利益之问题，皆由（公民）社会自行处理，国家不能随意干涉。法律负责调和权利个体法益间以及个体权利法益与群体权利法益（即公共利益）间所产生之冲突。此处公共利益，解释为个体权利之集合法益——社会权利法益，完全符合权利法益规范之逻辑，亦体现权利之本质精神。其三，公共利益之公民团体（群体）组织利益。推动自治社会之发展，乃是公民组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组织（群体）的作用，该公共利益范围，在于团体组织（群体）利益相对于公民个体利益之比较。或者群体间，亦会产生不同之利益需求，法律考量最恰当之利益，合理分配予不同群体及个体，将效用最大化，同时不侵害群体、个体之最基本利益，是为公共利益之群体利益认定。通过三层次对公共利益之法律内容进行简要阐释，或能一窥公共利益之真实概念。然迄今为止。公共利益之具体范围、详细内容仍不能述明。在以公共利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时，惟法律有权认定公共利益之内容。
（1）因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况下，公共利益的认知互有差异，而主干性法律（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仅仅规定了最一般之概念，故公共利益之具体形式，可以由部门法加以确定，如民法主干物权法中亦有规定公共利益，然由其对公共利益作出统一且详细之界定是困难的，而分别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作出规定更切合实际。现行法律中，《信托法》、《测绘法》等部门单行法已经对公共利益之某方面范围作出了一些具体界定，如《信托法》第六十条、《测绘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故而，可以考虑各类问题具体检讨之，将公共利益之法律定义，落实到具体法律规范中（部门法、单行法），是为一认知量化公共利益之办法及标准。（2）将社会公众利益定格为公共利益之主体，乃现代法律精神之体现。一些被普遍认同的社会事务及活动，譬如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服务、文体艺术竞赛、福利保障等事业皆可认为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法律应当优先给予保护；各类紧急状况，包括抢险、救灾等突发性事件救助，亦为当代各国维护公共利益之主要方面，所以此时法律可以限制公民权利进而维护公共利益。（3）政治生活亦会产生公共利益限制公民权利之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个人隐私一般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之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就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一些国家学者认为这就是指“特别法律关系的权利限制”，如公务员、被监管人员等其他非一般国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之关系处理。当然，同样如前不能将普通公民之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任意划入到政治生活中，以政治生活方式定义公共利益需严格其主体之范围。（4）用普遍法律原则衡量是否形成公共利益亦为一重要方法。如公序良俗原则，将一些传统良好风俗（习惯）纳入到公共利益范畴之中，对保障各国各地区民族生活之特性，实为有效之补充，亦为公共利益之具体展现。
2、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应用形式
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之主要目的，其（法律）形式主要分为概括式立法例与区别式立法例。以概括限制的方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外国宪法亦较多采此例。比如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之权利，于不违反公共福祉之限度下，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吾国宪法亦采此立法体例，宪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概括保留之立法方式，意在表征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视同仁之保护，其局限之处在于很可能忽略了具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或形式差异，即权利内容之差异性应予以不同对待。区分式之立法例限制，具体表现为（1）单纯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使立法者只要依任何公益即可限制基本权利；（2）加重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已对各权利的可限制性及其条件预先指定，立法者只能依据各条之预定公益考量规定，再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3）概括限制，只要在不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宪秩序及风俗法前提下，皆能拥有之。此例只作为补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之限制性质，本身只具备附属性质；（4）毫无限制保留，即在德国存在部分绝对权利，如宗教自由，从实践看来，宪法法院都希望使宪法上无限制保留之基本权利，还能够受到法律之限制。[10]
在法制逐步完善之同时，时刻考量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具体方式，概括式及区别式有各自优势与局限存在。基本权利之位阶性如何划分，学界亦有纷说，是故结合一国人权发展状况之实情，充分保护公共利益优先且尽力不损及、不破坏基本权利之主要内容（或者损及程度为最小），稳定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平衡，是为宪法主要目标之一。
对公共利益限制原则之法律逻辑性解构，需更进一步探究。学界普遍分野在于限制权利源于外部还是内部之制约因素。“外在限制说”认为“公益”乃是基本权利之外的因素对基本权利进而制约，宪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以基本权利为内容的个人利益之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二者是不同之法益，所以公益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就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11] “外在限制说”之功效在于明晰了“权利”与“权利限制”之关系，并未使两者混同，同时体现权利本位之思想——权利本身无限制内容，在一定需求下通过一定之外力及外因，才能对其进行限制，而将权利之限制界定为权利的非本质事物，属于权利概念中应舍弃的部分。公共利益为一种公的（社会性）法益，其与私法益共存同一层面之上，即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开展，不能一概论之。需以具体法益衡量，非简单就论“公益绝对优先”之口号。“内在限制说”之产生，出于权利本身内部之限制。一些观点以“内部制约”作为权利分析之要点，从几何的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种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宪法权利进行保障的终点。[12]此论调间接可以得出权利自身就已经存在界限，公共利益无非是存在于基本权利自身之中的限制内容，抑或权利本体就已包含（公益）限制之要求。
“外在限制说”与“内在限制说”各有支持者，不过现以“外在说”为主导。就权利本身而言，若采“内在说”，则“权利限制”及“权利滥用”从逻辑上就成为不可能。试问如果权利本身已经包含或存在限制（“内在说”），怎还会出现权利滥用？还需要“限制”之必要否？采“内在说”必然会否定“权利之冲突”存在，如此权利间无交叉之可能，因为每个权利已经预先包含义务之设定（权利自身边界及不允许跨界），此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之主旨观念相距甚远，进一言之，权利本身包括义务——义务已成为权利一部分，权利义务混同，或者权利自缚手脚，终将侵蚀权利之根本。
“外在说”从个人本位及权利本位出发，考量人类社会发展之实情，首先肯定权利本身之无界性，一切限制皆源于其外部，或曰社会发展之需求才出现限制权利之必要。在外在论者视野里，每一种权利都具备弹力性，权利限制消灭后，被限制的权利均应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外在限制理论对于研究权利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权利冲突均是以无限制的权利为基础发生的，限制权利则可成为消灭权利冲突之主要手段。故“外在说”较“内在说”之优势明显，且较符合法学学理逻辑，将公共利益作为权利制约之外部因素而非内在特质甚为合理规范。若先验的、人为的把一些事项作为基本权利本质上就不包含的内容，就会造成一些权利内涵被排除，则基本权利之保障范围变得十分狭窄，其自我缩减基本权利内容将使公民法益得不到有效之保障及满足。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系指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或制约，必须依法律（或由法律）方得为之。陈新民教授将其与公益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其是为达到限制基本权利目的之执行工具，本文予以赞同。或者说，法律保留是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践要求及手段而非目的原则。国家欲以公共利益限制人民基本权利，必得按照法律之规定及法律之程序才能进行，如德国基本法规定：“人人都有生存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能侵害（限制）这些权利。”此亦是法治国家一主要表现方面。法律保留乃涉及基本权利规范化之重要制度，对其肯定与约束一直相辅相成，基本法对其限制有三个原则，即：个案法律之禁止、指明条款要求及根本内容之保障。这进一步确定了法律保留之范围与界限，使国家尤其是立法机关，不能任意用法律之力量，来限制人民之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原则本意在于，一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行为，必须依法律或经法律授权。其体现法治之含义，且尊重公民权利之行使。因为法律本身之制定，就需主权者或其意志代表（立法机关）合意批准，若有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内容，则必定首先是人民自己之同意，再鉴于法律规范性之特征，将限制基本权利纳入一个规范、严格之体系与过程中，对保障和维护公民法益十分有利。
法律保留制度之提出，始于法兰西《人权宣言》，其出发点是承认人权（公民权利）之本身无限制性，惟公共利益才能例外的通过法律之规定与程序限制人权。经历史之长期发展与演变，时至今日，法律保留业已成为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之奉行的一项基本权利限制基本原则及制度。在涉及一个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之解释时，应采最有利人民权利之方式为之，即所谓“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法律保留对公益限制基本权利实为一种“过滤”，特别是行政公权力因此不能再随意限制或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西方有学者认为法律保留实为立法权获得加强，即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之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13]
公益限制原则之逻辑含有公益与私益二元相对立，因此宪法之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面肯定基本权利且维护其所产生之私法益，另一面也承认前面之利益可能会损及公益。然公益优先并非绝对，且就公益本身而言，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范围）都属不确定，社会情势变迁亦不会允许牺牲私益而成全公益，法律保留弥补了公益原则之使用不足，让立法者或主权者通过合法手段决定何为公共利益，如何进行限制基本权利等关键问题。
法律保留亦有局限性。在社会发展日益复杂之今日，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或者为法律对限制权利的制约，因权利之发展变化而显现出滞后。又因公益之考量而使法律本身不能完全确定，法律保留就仅仅体现在已有立法之基础上，对情势之不断变化始终追赶不及。现代社会公益之状况日剧增多，而公民基本权利之内容亦在逐渐充实，两者之冲突平和或对基本权利一方加以限制符合宪法之原则精神，然具体之过程，即以法律保留之手段制约公益过度限制私益实在繁杂，用何法？如何制约？怎样算合理？又怎样算过度？等等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亦有若干要求或为对其自身之限制。以陈新民教授对德国基本法之归纳，详言之有三，即：（1）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其意为，凡要求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为广泛之且非只对个案适用的法律规范。质言之，立法者因公益或其他法益之考量而需要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则必须制定抽象性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具体针对个案的法令。个案之禁止，主要基于对保护人人基本权利之平等状况，即使是限制，大家也应一样，体现法律面前权利平等之意。（2）指明条款要求。其意为，凡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将有明确之条款指示载明。限制基本权利，已触及人权之本质，法律不能含糊其词，纵容公权力侵犯人权，必须将基本权利之哪部分需要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进行限制预先予以明确，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实在不明的，公民有权利不接受任何限制其权利之要求。违背指明条款亦有可能启动违宪审查之行动，是故立法者必当注意，其立法行为已是限制某些基本权利之规定了。（3）权利根本内容之保障，此要求与前述公益限制和私益限制基本权利保留其核心内容之意相同，即基本权利被有效之法律合法以公益或调和私益目的进行限制，必须保留其根本内容，任何限制不得淘空其实质部分，否则该法律或该法律行为以违宪论而无效。但如何确定权利之“核心”内容？是一难题，德国学界和实务界有残余论及利益论两大意见，如死刑在很多国家已不存在，因为人们认为公民生命权处于基本权利之最核心地位，而刑法将其剥夺，实属违宪，故必须废止。诚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之明确规定：“不得根据本公约关于在紧急措施克减基本权利之规定，而克减以下基本权利，如生命权、禁止或反对酷刑等。”
（三）比例原则
教育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周济部长在2005年职业与成人教育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教育部通报》第6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指示，教育部已经明确把职业教育确定为今后一个阶段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之一，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次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年度工作会议的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2004年工作，部署2005年工作，推动职成教育快速健康发展。去年，我们在四川召开了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验交流会，今年我们再次来到四川开会。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把职业教育摆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昨天，四川省召开全省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省委书记张学忠同志、省长张中伟同志亲自出席并讲话；今天，他们在百忙之中前来出席我们这次会议。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职业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四川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代表了今后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衷心感谢四川的同志们，感谢他们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宝贵的经验，感谢他们对全国职业教育的支持与贡献。

　　一、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坚决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使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职业教育同样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一个大的、好的、快的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职业教育内部的协调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央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在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必须依靠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依靠规模宏大的技能型工人。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8%—9%的增长速度，目前正在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生产、服务一线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行各业对技能型人才的紧缺都表现得相当突出。前一阶段，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实质上是技工荒。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日益迫切，而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很难满足和适应这种要求，这就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强烈的社会需求。职业教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解决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要主动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的迫切要求，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紧密结合，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有机协调，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充分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总的来看，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科技素质，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推广农业科技和实用技术，同时，要持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进程。胡锦涛同志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应当说，职业教育在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进程中大有可为。目前教育要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做出贡献，必须抓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大力推进科教兴农，把农业技术推广、科技开发和教育培训紧密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就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仅仅掌握初中文化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无论是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还是向城镇转移就业，农民工都必须再接受一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这几年，四川的同志们带着感情抓职业教育，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实现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实情况表明，农民子女急需职业教育，渴望成才就业。一些切身感受到职业教育甜头的农民和农民工说：“要致富，学技术”，“读完初中上职中，打工致富一路通”，真实地道出了农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衷心欢迎。过去讲“读完初中，出外打工”，现在讲“要打工，读职中”，读了职中出去就业就可以脱贫。我国已经有1.3亿农民工，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将要转移；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在由个体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低技能型向高素质型转化。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服务和发展空间。只有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才能够适应“三农”工作所提出的新要求，为促进城乡统筹、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服务。

　　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促进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

　　教育工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按照教育发展规律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育领域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在部署今年教育工作的时候，提出了要努力统筹好四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统筹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第二，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第三，统筹城乡教育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第四，统筹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这四个方面的统筹，都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加强农村教育，还是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无论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还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受教育需求，职业教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学历教育还是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都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包含了两个大的方面：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统筹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2004年，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为820万人，升入中等职业学校为550万人，现在每年还有八、九百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面临着就业，需要再培训。要明确认识到，普通高中的规模与高等教育的规模应该是大体一致的，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又是有一定限度的。到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即使达到40%，仍将有近60%的学生需要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看到，在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条件下，如果不加快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势必将影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好普通高中发展节奏，把工作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上来，另一方面必须把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通过几年的努力，使中等职业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实现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各级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努力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今年下决心增加招生100万人，达到650万人，争取到2007年达到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协调发展。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教育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前一阶段我国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使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已经初步显现。下一阶段，要靠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其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四川的同志讲得很好，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义重大，既是战略的，又是战术的；既是当前的，又是长远的；既是教育的，又是经济的。

　　应该看到，现在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并不是不顾客观需求和现实条件的冒进。因为形势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和条件，具有这样的现实可能。首先，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具有旺盛的需求，社会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动力。把职业教育有机融合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就有了职业教育巨大的发展空间，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和就业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促使人们对升学和择业的观念更为成熟，将有更多的学生进入到中等职业教育中来学习。第三，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建成了一大批骨干职业学校，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很快，经过几年来的深化改革，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改革思路日益清晰，特色日趋鲜明，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我们相信，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改革，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我们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努力开创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改革求发展，以创新求发展

　　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何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创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1.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转变办学指导思想，要进一步明确职业学校的定位和方向，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就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最近有一个调查，职业学校学生求学目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为了能够就业。职业学校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绝不能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也不能盲目地转向普通教育。要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强面向就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把用人单位满意不满意、学生满意不满意、学生家庭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职业教育质量的最终标准。

　　二是转变办学模式，按照“订单培养”的方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模式的改革。各地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推动职业学校瞄准就业岗位需求，主动做好市场调研；要把做好学生的就业服务工作，作为办好职业教育的核心环节之一。职业学校的办学要与职业中介紧密结合，建立稳定、有序、灵活的毕业生就业渠道和网络；要按照就业需求设置专业和配置教学资源，根据地区和学校的优势，在就业市场上打造有影响力的学校和骨干专业品牌。

　　三是转变办学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多样化。重点是要实行产教结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继续大力推进双证书制度，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加大实践教学力度，一是要努力实现学生在第三学年到企业实习；二是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学制，如1+2、2+1、1+1+1等，大力提倡“工学结合”、“半工半读”。逐步推行学分制，建立学分银行，便于学生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

　　在现阶段，要着力抓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第三学年到企业实习的推动工作。这是本次会议推进的重点工作，是实现三个转变的重要抓手，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具体体现，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推广。首先，学生到企业实习，直接参加生产实践和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技能的训练，可以使学生熟悉生产情况，掌握生产技能，获得适应生产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找到工作并适应工作需要，有利于学生发展和就业；第二，有助于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减轻学业上的经济负担；第三，可以加强学校与企业的联系，有助于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学生第三年到企业以后，学校里只留了两个年级，实际上可以多招三分之一的学生；第四，对现代企业来说，需要有组织地吸纳经过两年专业学习的劳动力充实到一些生产岗位上去，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将会越来越受到企业的欢迎。实际上德国、奥地利的“双元制”也就是这种模式，多年来为其社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良好职业素质的技术工人。什么是职业教育的质量？能够帮助学生就业，获得技能，这就是最重要的质量。数理化、外语等文化课需要学，但要把握度。同时，这些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并不是说就可以放任不管了，学校同样要精心组织，帮助学生半工半读，和企业一道加强对学生在企业期间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的管理。

　　实现三个转变，有利于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增强服务能力；有利于促进中等职业学校挖掘潜力，拓展办学空间，扩大办学规模；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

　　一要加快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去年和今年我们到四川来学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四川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办学体制上实现了很大的突破。这里的民办职业学校规模动辄上万人，质量也在不断进步。实践说明，民办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力量，具有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经营高效的特点。它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民营资本为发展教育服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职业教育观念、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对职业教育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要认真贯彻《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把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要优先审批一批具备条件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并在学校评估、实训基地建设及项目安排等方面与公办职业学校一视同仁。同时，依法加强对民办职业学校的管理，规范其办学行为。

　　二要加快公办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公办教育集中了大部分职业教育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办学潜力，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出来。学校要真正成为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实体；积极推动公办职业学校的集团化、连锁化；大力推进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鼓励公办职业学校与民办职业学校联合，鼓励中外合作办学；大胆引入竞争机制，使资源进一步向具有竞争优势的骨干职业学校集中。公办中等职业学校要学习借鉴民办教育的运行机制，积极推进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改革是发展的巨大动力，只有改革才能充分激活机制，调动积极性。前几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翻了两番，科研经费是过去的五倍，但是投入和教师人数并没有很大的增加，关键就是靠了改革，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学习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各地应当抓一批公办职业学校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以点带面，推动全局。今后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投资，要向那些深化改革、转换机制的职业学校倾斜。不改革，或者说没有大的改革举措，还是老一套，大锅饭、铁饭碗，就不能得到重点投入。同时，要坚决反对那种把公办职业学校一卖了之的做法，防止职业教育资源的流失。

　　积极推进学校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要建立校长、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的聘用（任）制度，优化教师队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要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继续教育进修和企业实践制度。要深化职业学校分配制度改革，学习高校分配制度改革经验，把教职工收入与学校发展挂钩，岗位津贴与个人工作绩效挂钩，调动教职工积极性。

　　三要动员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办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为行业企业提供强大的、基础性人力资源，职业教育也离不开行业企业的师资、设备、技术、信息的支持以及就业岗位的提供，所以，我们坚持把校企合作和产教结合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行业企业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殊需求，独立举办各种职业学校。前一阶段，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行业企业办职业教育受到一定影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目前新一轮的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潮流正在形成，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乘势而上，推进行业企业办学，中等职业学校也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要落实《职业教育法》和国务院相关规定，明确行业企业办学责任和对办学者的政策支持。在企业办学中要允许适应企业具体需求，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结合实际的课程和管理办法，教育部门要多支持、服务，放手让行业企业去办。

　　四要促进东西合作、城乡合作办学。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面向西部和农村跨地区联合招生合作办学。东部地区和城市的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鼓励支持自己的中等职业学校与西部和农村的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合作办学双方所在地教育部门要把此项工作与各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扶贫、促进就业紧密结合。东西部合作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帮助西部，同时也是更好地促进东部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很快，面临技工不足的问题，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从西部地区有组织地吸纳受过一定职业教育的转移劳动力到东部进行培训和就业，对东部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教育部将继续推进东西部职业教育的对口支援，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和城乡地区合作办学的规模，合作模式可以不断创新，可以是“1+2”，也可以是“2+1”，也可以是“1+1+1”。要在去年东西部合作培养10万人的基础上，今年争取达到20万人。

　　3.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结合，扩大在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规模。

　　积极推进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结合，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实现资源整合，扩大培训规模，是提高职成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重要举措，是职成教改革发展的方向，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前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大力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现在，农民工已成为部分行业从业人员的主体，有的行业如建筑行业，农民工已经占从业人员的80%以上，其中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7%；矿山从业人员中农民工所占比例更大，他们缺乏生产技能和安全培训，是造成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搞好了，不仅可以提高广大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增强就业能力，而且对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要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局高度重视已经进城的一亿多农民工的培训问题，动员各类教育资源，特别是职成教学校把开展进城农民工的培训当作重要的任务来抓。开办工人夜校，是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发扬这个传统具有重要和特殊的意义。要面向广大进城务工人员广泛开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夜校，使他们在工作之余学者有其校，学后有所得，不仅增强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而且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好这项工作，也要鼓励企业开办农民工夜校，还要依托社区教育资源，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要根据当地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开设相关专业和培训项目，要按照在什么岗位学习什么内容的原则，实行学分制，建立学分银行，学完规定课程，考核合格就可以颁发证书，承认相应的学历。可以采用远程教育方式，平时放光盘上课，最后集中一个地方考试。

　　二是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近年来，许多地方在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方面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陕西省的“一网两工程”有效地推动了职业教育服务“三农”，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各地要学习陕西省“一网两工程”的经验，结合各地的实际，以县级职教中心（职业学校）为龙头，以乡村初中、小学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为基础，形成农村职成教培训网络，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去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各地教育部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一年来的工作，《计划》的实施取得很大成效，据统计，去年全国教育系统共培训3160万人。今年还要继续推进这个计划的实施，同时，还将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努力使多数农户有一个劳动力通过培训掌握1—2项实用技术，收入有所提高。

　　三是继续推动职工教育和社区教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行业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以创建学习型企业为切入点，扩大培训规模，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要进一步推动社区教育，加强对社区全体成员特别是在职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社区内农民工的培训，满足社区人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改善社区成员的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社区精神文明水平，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三、狠抓落实，确保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

　　今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明确，任务繁重，现在关键是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制定强有力的保证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做到组织落实、措施落实、条件落实，确保这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1.切实落实好中职扩招100万的年度任务。今年中职扩招100万，是一项硬任务，肯定要打一场硬仗，需要各方面动员起来，真抓实干，务求打赢这场硬仗，完成这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教育部将把中等职业学校扩招100万的计划分解到各省，希望大家认真落实。各地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按照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要求，做出2005年扩大中职招生规模的计划，并对招生任务逐级落实，实行目标管理。此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要与年度工作业绩考核和奖励结合起来。今后，高校招生和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安排以及中央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的投放，要与各地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挂钩。

　　2.改革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办法。现在民办职业教育发展很快，但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招生乱的问题。职业学校之间搞招生大战，有的通过中介招生，在收费上层层加码，这是很危险的。有的在跨省招生中又设置了重重障碍，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必须为中等职业学校的有序招生创造有利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管理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统一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统一组织实施招生工作。要打破学校归属部门和类别的界限，对应届初中毕业生实行一考多分流，给考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会；对往届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员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可实行注册入学；要把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纳入整个中职招生计划，加强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规范管理。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一些职业学校进行跨省、跨市的招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给予积极支持，教育部有关司局要加强宏观指导和统筹调控。

　　3.加强职业指导，拓宽就业渠道。“出口畅，进口才能旺”。各地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把加强职业指导、提供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作为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重要措施。要建立学生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机构，利用劳务市场和互联网等渠道及时向毕业生发送劳动力需求信息，为毕业生就业或创业提供咨询指导和各种便利条件；要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和职业介绍机构紧密结合，提供就业援助；要协同劳动保障、商务等部门帮助打通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国（境）外就业和劳务输出的途径，这方面的空间很大，想国外移民是很难的，但输出技能人才，为所到国家创造财富，这是受欢迎的，我们要积极探索这条路子；要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思想教育，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小城镇、农村就业或自主创业，对在就业岗位做出突出业绩或者在自主创业中成绩显著的职业学校毕业生予以一定的表彰和奖励。

　　4.积极争取各方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支持。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各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财政部2002年以来先后安排了大量资金支持职教发展，2005年拟安排7亿资金，支持实训基地建设，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对于职教发展将起到重大的支持作用，2006、2007年财政部还将继续安排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于2001年、2003年共安排国债资金8个亿支持职教发展，2004年又提出实施“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建设计划”，将连续4年每年用5个亿的国债，在全国支持1000所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国务院扶贫办也在扶贫资金中安排一部分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部、交通部等有关部门也安排了资金支持职业教育和培训。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各地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也有了明显加强，如江苏、浙江、辽宁、陕西等地。各地要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的同时，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逐步建立政府、受教育者、用人单位和社会共同分担的机制。在东西部合作中经费也要实行分担机制，发达地区出一点，企业出一点，欠发达地区也要出一点。最近，江苏和陕西的对口支援与合作准备重点进行职业教育的合作，双方都要出一点资金，教育部也准备支持一点，利用新的投入机制推动这项工作。要根据当地实际，调整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在本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保证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生均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相应增长。

　　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数是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他们是弱势群体，也是扶困对象，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研究探索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生助学制度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券、贷学金、助学金、奖学金等多种办法，对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助。国家和地方扶贫资金都要安排一部分用于资助农村贫困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要采取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多种形式为家庭贫困学生学习提供方便。

　　5.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研究制定推进职教发展的思路和措施。为进一步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教育部将围绕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今年将召开三个专题会议，一是在江西召开民办职业教育座谈会，研究和推动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二是在陕西召开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座谈会，重点讨论深化公办职业学校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把建设与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在广东召开成人教育促进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座谈会。这些会议将总结各地近年来通过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发展、提高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典型经验，提出带动职业教育全局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会议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