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杨某与被告安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3年8月30日登记结婚。1992年被告安某所在单位分给其住房一套，由其居住。1994被告安某所在单位进行房改，同年1月12日，安某向单位交款9766.42元。2001年6月11日，又交款2039.32元。2001年6月19日，该房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安某名下。2007年12月4日，被告安某将该房以6万元价款转让给多年好友林某，某市房管局为第三人林某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其间原告杨某一直居住于该房屋。安某于2009年7月诉至法院，要求与杨某离婚。在离婚诉讼中，杨某发现所居住的房屋已被安某转让，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安某与第三人林某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告杨某与被告安某婚后共同财产，被告安某未征得房屋共有人同意，擅自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林某，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侵害了原告杨某的财产权。但第三人林某在购买涉案房屋时，该房产登记在被告安某名下，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第三人林某有理由相信该房屋为被告安某所有，且支付了合理的价款，已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属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
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区别
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2007年颁布施行的《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了不动产。至此，对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争论方偃旗息鼓。
那么，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解释来看，“无处分权人所为的处分就是无权处分”。然探究本意，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乃是公示的公信力，当公示展现出来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和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和实际的权利人不一致时，保护的是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状态而与公示的权利人所发生交易的安全，以使善意之人免遭不测之损害。在不动产买卖中，交易第三人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信赖，相信其所记载的权利人就是真正的权利人，相信无权处分人所为的处分是有权处分，为了保护此类交易的安全，才例外地规定善意第三人可获得无权处分人处分的标的物。但如果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权利人已告知交易第三人自己并非真正的权利人，自己之所以处分标的物是得到了真正权利人的授权，而该处分人其实并未得到真正权利人的有效授权，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而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是指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因其徒具代理的表象，却欠缺真实有效的代理权而不产生代理效力。当然，从广义上讲，无权代理亦属于无权处分，但此种情形的“无权处分”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呢？颇值玩味。交易第三人已明知处分人并非真正的权利人，基于登记的公示公信力所产生的合理信赖已不复存在（当然，仅对于该交易第三人不存在，对于其他不知情者，登记的公示公信力依然存在），善意取得制度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用武之地。于此情形，交易第三人若执意做成此笔交易，要么出于恶意，要么就是信赖处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代理权限。但此种“信赖”已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基于公示公信力所产生的“信赖”，而是对处分人具有合法有效代理权的一些表征所产生的“信赖”（比如处分人持有权利人或其他共有人的委托书）。因信赖内容和基础不同，此种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就已经超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涵摄范围。那么如何对无权代理中的善意相对人给予保护呢？《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做了很好的回答，即“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就像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一样，无权代理相对应的就是表见代理。
因此，只有当公示的权利人与实际的权利人不一致时，公示的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交易，此种情形下的无权处分（狭义）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才能适用《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去考察交易第三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而公示的权利人在无有效代理权限时，以真正的权利人或全体共有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交易，是为无权代理，而非无权处分（狭义），对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只能适用《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去考察（本文仅讨论公示的权利人所为的无权处分，非公示的权利人所为的无权处分暂不涉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形式的无权处分均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具体区别如下图所示：
二、对本案裁判思路及裁判结果的反思与重构
如前所述，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主要区别在于公示的权利人是以谁的名义进行处分。就本案而言，被告安某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处分共有房屋，直接关涉本案的裁判思路及裁判结果。但审理时并未认识到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之间有重大区别，而是认为对当事人所有的合理信赖均应纳入到善意取得制度体系去考虑，因而未将被告安某是以谁的名义所为处分作为法庭调查的重点，这是值得反思之处。再者，在公示的公信力方面，虽然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较强，动产占有的公信力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并非绝对地不可推翻。当原权利人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交易第三人不应当信赖不动产登记簿或对信赖不动产登记簿有过失时，可以推翻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而产生的“善意”。如果不允许反证推翻的话，意味着一旦交易第三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即为善意，那便不存在所谓的“恶意”，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的构成要件也就形同虚设。
下面，笔者尝试就不同事实分别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对本案进行解析并重新建构裁判结果。
1.被告安某卖房时称自己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与林某订立买卖合同之情形。
因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安某名下，从权利外观上看，安某是房屋的所有权人。第三人林某因提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相信安某是真正权利人，即已完成其“善意”的举证责任。原告杨某主张第三人林某不符合善意的主观构成要件，举证责任随之转移给原告杨某，其应当提出反证予以推翻第三人林某的“善意”。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通说是指对无权处分既不知道也不应知道，意即不知情且无过失。而在本案庭审中，被告安某、第三人林某均称二人系多年同学、好友，相当熟识，交往多年。那么第三人林某对被告安某的家庭状况就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原告杨某与被告安某系夫妻关系也是明知的。显然第三人林某就应当知道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除了登记薄上记载的权利人安某以外，还有其他共有人，但第三人林某在明知被告安某的行为系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仍与安某做成交易，难称善意。另外，第三人林某购买房屋等价值较大的商品时，本应尽到谨慎审核的义务，但其交易前后却从未到过涉案房屋内查看房屋的格局及设施，反而是到涉案房屋楼下的住户家中去探知房屋的详情，亦有悖常理。因此，第三人林某的行为不符合善意的构成要件，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2.被告安某卖房时称房产系夫妻共有财产，以夫妻名义与林某订立买卖合同之情形。
《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只有“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夫或妻才有权代理对方作出意思表示，此为夫妻之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但是，在“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时，夫或妻并没有代理对方作出意思表示的权利，房屋作为价值较大的生活、生产资料，对其处分显然不属于“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本案被告安某没有代理其夫杨某作出意思表示的权利，在杨某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安某擅自转让共有房屋的行为即构成无权代理。第三人林某要想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应当就被告安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举证，即应当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安某处分共有房产得到了共有人杨某的有效授权。因第三人林某没有完成此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于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安某与第三人林某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综上，无论基于何种事实，适用哪种制度予以裁判，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都应予以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似值斟酌。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笔者如此颇费周折地将夫妻一方私卖共有房产作此类型区分，而处理结果又都一样，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如此区分的意义在于：一是举证责任不同。在无权处分中，交易第三人只要提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即已完成其“善意”的举证责任。随之而来，主要由原权利人举证推翻交易第三人的“善意”。因此，交易第三人的举证责任较轻；而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上，须由交易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善意”，即有理由相信他人具有代理权限，负担的举证责任较重。这种举证责任的配置不仅符合证据规则而且也符合常理，因为从交易第三人的视角来看，前者，出卖人处分的是“自己”所有的标的物，相对人承担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可；后者，出卖人处分的是“他人”的标的物，对于出卖他人之物，交易第三人理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二是处理结果不同。在无权处分中，交易第三人即使符合善意的主观要件，但如果尚未支付合理的对价，或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交易第三人仍然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损害赔偿；而在无权代理中，如果认定符合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即使尚未支付价款，或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交易第三人仍可基于有效的买卖合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从而获得标的物所有权。所有权人在丧失标的物后，只能向无权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本案之所以运用两种裁判思路得出同一结论，主要原因在于被告安某与第三人林某相当熟识这一事实，对认定第三人林某是否善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倘非这一事实，结论可能就会迥然有异。
三、余论
善意取得制度与表见代理制度、表见代表制度共同承担着现代民法对市场交易主体合理信赖的保护义务，此类制度主要侧重于保护交易的动态安全。当然，所有权神圣是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对公民财产的静态安全，同样要给予足够保护。目前的司法实务中，涉及无权处分的纠纷以夫妻一方私卖共有房产的类型居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其中，既有在婚姻出现危机时，夫妻一方为从破碎的婚姻当中攫取不当利益而恶意单方处置房产的情形；也有出卖房屋后，因房价暴涨，违背诚信，由夫妻非处分方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房屋买卖无效的情形。法院 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应根据个案情况，综合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表见代理制度，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衡平各方利益，作出公正裁决。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黄磊
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
《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已于2005年9月29日经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9月29日
陕西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产品注册
第三章 生产经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保健用品的监督管理，维护公民身体健康，规范和促进保健用品行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保健用品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保健用品是指以日常保健和预防疾病为目的，具有调节人体机能、增进健康或者有促进康复功能的产品。保健食品、特殊用途化妆品等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产品除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保健用品管理工作，促进保健用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省保健用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健用品的注册审批。设区的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保健用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产品质量监督、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保健用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保健用品实行产品注册和类别目录管理制度。
保健用品类别目录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鼓励保健用品生产企业研究和开发科技含量高的新型保健用品，积极申请保健用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第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和反映保健用品生产销售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产品注册
第九条 申请保健用品注册，申请人应当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产品研制报告、命名依据、组方依据或者构造原理及相关资料；
(二)产品生产工艺；
(三)产品质量标准；
(四)产品检验报告；
(五)产品包装、标签及说明书样稿；
(六)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明。
第十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报资料后的三日内对申报资料的规范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发出受理或者不受理通知书。
第十一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理注册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对生产企业的生产条件、从业人员资格、质量管理机构、设备及管理制度等进行现场核查,提出核查意见，并抽取检验用样品。
第十二条 依法通过计量认证的检验机构从事保健用品检验时，应当按照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保健用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对保健用品进行安全性、保健功能学和卫生学检验。保健用品检验机构对检验结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检验机构。
第十三条 检验机构应当依据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检验通知书接收样品并进行检验。
第十四条 保健用品评审委员会负责对保健用品的组方、构造、生产工艺、质量标准、保健功效、安全性及科学性进行技术评审。
评审委员会由医学、药学、医疗器械、制造工艺、光、机、电、磁学等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检验报告后六十日内组织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并根据评审意见作出技术审查决定。
第十六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现场核查符合要求，通过技术审查的注册申请，应当予以注册，并发给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
第十七条 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长的，生产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申请再注册。逾期不申请，或者再注册申请未被批准的，原生产批准证书作废。
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未经批准不得转让。
第十八条 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的批准事项需要变更时，批准证书持有人应当提出变更申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变更批准文件的有效期与原批准证书相同。
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同意的增加功能项目、变更辅料或者生产场地的申请，还应当对样品进行检验。检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之内。
保健用品的功能名称、原料、生产工艺、使用方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产品安全或者保健功效的内容不得变更。
第三章 生产经营
第十九条 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具有与其生产的保健用品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场地及卫生环境；
(三)具有能对所生产的保健用品进行质量检验的机构或者人员以及检验设备。
第二十条 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保健用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
保健用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和监督实施。
第二十一条 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可以委托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生产保健用品，并在十五日内书面告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 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应当对原料进行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料生产。
保健用品出厂前，应当附有产品包装、标签、使用说明书和统一标志，并按照质量标准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
第二十三条 保健用品使用说明书应当注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生产批准文号、主要成份、保健功效、使用方法、有效期及注意事项。保健用品的包装和标签不得超出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并应当注明生产日期。
第二十四条 保健用品应当在产品包装上使用保健用品统一标志。未取得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的产品，不得使用该标志。
第二十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销售的保健用品应当具有省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产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和质量标准，检验报告。
第二十六条 保健用品销售者购进保健用品时，应当索取加盖原件持有者印章的保健用品生产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保健用品销售者不得销售未经注册、不合格、无合格证明、过期、失效的保健用品。
第二十七条 保健用品销售者应当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保健用品的名称、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日期及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八条 保健用品的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科学，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为准，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巡查、定期抽查的方式对全省行政区域内保健用品生产销售进行监督检查；设区的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保健用品生产销售的日常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全省保健用品的抽样检验，并向社会公布抽验结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时，有关单位、人员不得拒绝或者隐瞒。
抽样检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所需费用列入省级财政预算；但样品应当由被抽验单位无偿提供。
第三十一条 保健用品检验机构及其人员对送检样品的技术资料应当保密，不得从事或者参与保健用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有偿技术咨询等活动。
第三十二条 对已经取得生产批准证书的保健用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严重不良反应的，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核实后撤回其生产批准证书；已经生产的产品，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未经批准转让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的；
(二)擅自改变产品名称、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生产场地、包装、标签和说明书以及生产批准证书记载的其他内容的；
(三)将不合格原料投入生产或者生产不合格保健用品的。
第三十四条 保健用品生产企业未按照保健用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的，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
第三十五条 保健用品生产企业委托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生产保健用品的，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吊销其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保健用品标志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以保健用品名义生产、销售未经注册的产品，或者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销售不具备省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产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质量标准及检验报告的保健用品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保健用品销售者在购进保健用品时未按规定索取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明文件，或者未建立真实完整的保健用品购销记录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销售，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保健用品销售者销售不合格、无合格证明、过期、失效的保健用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 检验机构未按照保健用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对保健用品进行检验，出具虚假检验报告，从事或者参与保健用品的研制、生产、经营和有偿技术咨询等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进行处罚。
检验机构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其出具的保健用品检验报告不得再作为保健用品产品注册的评审依据。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保健用品生产批准证书,以及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罚款或者对法人、其他组织处三万元以上罚款的处罚决定，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保健用品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陕西省人民政府1998年4月25日发布的《陕西省保健用品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