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铁路运输过程中旅客食物中毒事件对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认定的再思考

张万昆 李月强


2003年1月10日，在阜新至上海的1230/1227次旅客列车上发生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餐车服务人员将该车餐车中来源不明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实际为亚硝酸盐，一种食品添加剂，但食用过量能致人中毒）当作白糖冲入奶粉中，卖给旅客食用，致使1人死亡7人中毒。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行动，虽经全力侦查，但亚硝酸盐的来源及去向至今仍是迷团，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较重要证据无法搜集齐全。对这起后果严重的事件如何处理，人们的意见各有不同。笔者认为从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定义的角度来分析，这起事件中的有关人员已经涉嫌犯罪，在目前的证据情况下，应以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
笔者在查阅许多参考书目之后，发现司法界，尤其是从事铁路司法工作的人员对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认定似乎有失偏颇，故引发了对此罪名的再思考。

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是修订后的刑法第132条规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及其四个修正案中，仅有这一个罪名是专门针对铁路职工犯罪而制定，凸显出立法者对铁路这个国民经济大动脉的特殊关注和保护。那么，如何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本条规定对准确打击犯罪，进一步推进深入运输领域主战场工作，规范铁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保障铁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立法沿革
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是一个新罪名，规定于修订后的刑法第132条。是从修订前刑法第11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分离出来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罪名。而重大责任事故罪仍旧原封不动的为修订后的刑法所保留，规定于刑法第134条。可以说修订前刑法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个小的包裹罪。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5次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并于1991年5月1日开始实施。铁路法第71条规定：“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滥用职权、利用办理运输业务之便谋取私利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铁路法的上述规定，是对刑法相关规定的补充，并进一步强调了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刑事法律责任。正是基于铁路法的上述规定，97年刑法修改时才增加了“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新罪名。显而易见，在刑法修订之前触犯铁路法第71条构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犯罪的行为只能适用第114条，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而刑法修订之后，上述犯罪行为只能适用第132条，以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范围
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这个脱胎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名，是否是后者的翻版，只是换了个看似更合适、更有针对性的罪名，还是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拓展，使其彻底的脱胎换骨了呢。目前，对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尚没有相应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学理解释上几乎还是沿习了修订前刑法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的有关认识。如刘家琛所著《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中关于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论述表明，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在客观方面仅仅是指发生铁路行车重大责任事故，它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只表现在犯罪主体的不同和犯罪发生场合不同。笔者认为，刑法修订前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对《铁路法》第71规定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方面的犯罪有一定的限制束缚，即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危害铁路运输正常秩序和铁路运输安全的违法犯罪，也正是缘于此，修订后的刑法中才专门规定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这一条。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并非局限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要件范围内，其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所拓展，否则，何不以铁路行车安全事故罪的罪名表述得更直观和准确？这里，分歧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铁路运营安全事故范围的界定，而运营安全事故范围的准确界定，又必须以《铁路法》及相关的铁路法规、规章为基础。
笔者认为，根据《铁路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确定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范围应着重把握以下主要环节：首先，铁路运营安全事故并非单指铁路行车安全事故。《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它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条文的表述充分说明，铁路运营安全事故既包括铁路行车事故，还包括其它铁路运营安全事故。其二，其它铁路运营安全事故应包括客运运营安全事故和货运运营安全事故。《铁路法》第10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保证旅客和货物运输安全……。”铁路运营，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铁路企业的运输生产经营活动，而铁路运输生产经营活动就是旅客和货物的运输，客货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理所当然也是铁路运营安全事故。其三，铁路运营安全事故是铁路企业的责任事故。《铁路货运事故处理规则》第5条：“货物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含交付完毕后点回保管）发生灭失、缺少、变质、污染、损坏以及严重的办理差错，在铁路内部属于货运事故。”《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第3款：“由于铁路运输企业人员的职务行为和设施设备的原因给旅客造成的伤害，属铁路运输企业责任。”上述规定表明铁路运营安全事故应是一种责任事故，非铁路企业的责任事故不是铁路运营安全事故。
三、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构成
1、客体要件。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既然归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本罪的客体当然应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要求，即必须是危害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否则不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仅是实际指向或者可能指向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或某项财产权力，其侵犯的客体就不是“不特定”的，所以也不能构成本罪。这一点是本罪的本质特征。
2、主体要件。本罪为特殊主体，即只有铁路职工才能构成本罪。铁路职工是指具体从事铁路运营业务并与铁路运营安全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如商检员、扳道员、调度员、信号员、货运员、客运员、列车员、列车厨师以及与客运、货运、行车安全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指挥人员。
3、客观要件。表现为在铁路运输活动中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运营事故，后果严重的行为。所谓后果严重，具体的讲在行车事故中按照《铁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第二章对行车事故分类的规定，应包括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和大事故；在货运事故中按照《铁路货运事故处理规则》第六条对货运事故等级的规定，应包括重大事故和大事故；在客运事故中按照《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第六条对旅客人身伤害事故等级的规定，应包括重伤事故、一般伤亡事故、重大伤亡事故、特大伤亡事故和特别重大伤亡事故。
4、主观要件。表现为过失，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可能出于故意，但对危害后果而言则是过失。
上述对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粗浅分析，旨在引起同行们对涉及铁路职工的这一新罪名的深入探讨。如果立法本意就是把对铁路运输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重大的行车安全事故作为本罪的客观要件，而对旅客伤亡、货物损失等安全事故不追究刑事责任只适用民事赔偿，那么用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的罪名则是不严密、不科学的。


谈谈基层法院执行局内设机构的职责

宜昌市西陵区法院执行局综合科 向建军


随着执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高级法院和一些中级、基层法院相继成立了执行局，一般高院和中院执行局内设三个部门即强制执行科、执行裁判庭、综合管理科，基层法院执行局内设两个科即强制执行科和综合科，由综合科行使裁判权。关于基层法院执行局内设科，如何分工，按什么模式运行，如何合理配置执行权，因无法律规定，各法院做法各异，需从理论上作些探索，笔者在基层法院执行机构从事执行工作多年，在此谈谈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综合科的职责
笔者认为综合科的职责，可概括为四项，八个字，即①裁判；②协调；③管理；④执行；下面就这四项内容分别阐述。
1、裁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执行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现实地行使着部分裁判职能，过去执行权集中于执行员一人的状况，易形成执行环节暗箱操作，不符合WTO透明度原则，现代法学理论，将执行权分为实施权和裁判权或分为命令权、实施权、裁判权。执行实践中如何配置执行权，在什么情况下，将执行权分离，必须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进行设想，根据基层法院执行机构现状,如果所有执行案件在执行程序中所作的裁定，都由综合科作出，强制执行科只负责执行，实际操作起来繁索，反之，所有执行案件由执行员一人一办到底，无执行环节的监督机制，合作机制，不能从机制上避免执行员职责不清，权力过大，失去监督。笔者认为，在执行程序中，下列几项的裁决由综合科行使裁判权为宜。①审查处理案外人的异议、裁定驳回案外人异议的；②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③对仲裁机构提交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申请进行审查和裁定；④审查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是否存在不予执行理由，并作出不予执行裁定；⑤审查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授权文书，是否存在不予执行事由，并作出不予执行裁定；⑥对妨碍执行民事执行行为作出制裁决定等。综合科行使裁判权实行合议制，由执行员（应由具有法官资格的执行员担任）组成合议庭，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对新的证据，实行听证制度，让当事人双方进行辩论，执行程序中综合科所作的裁判文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执行，如对执行裁判文书不服，当事人可向上级执行机构申请复议，复议期间，生效的裁判文书不停止执行。
2、协调。基层法院执行局综合科的协调工作主要是协助执行、委托执行、执行争议等的协调，遇重大、疑难执行事项负责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接受监督、指导。一些人认为协调工作是上级法院的事，基层法院执行局协调工作极少，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是一种误解，从执行实践看，基层法院执行局协调工作不仅有，而且工作量比较大。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法律概念的协调。委托执行与协调执行又称人民法院之间的司法协助，是执行法院对于受理的被执行人或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案件，需在外地采取执行措施时，两地法院之间在执行中的互相配合，协助的一种执行制度，两地法院怎样具体的配合、支持、体现为一系列的协调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四章，标题为：“委托执行、协助执行和执行争议的协调”第 111条至128条共18条专门对协调的内容作了规定，其中有15条是关于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协调内容，需上级法院协调的规定仅3条。下面再看看执行实践中有关委托执行、协助执行的案件，执行争议的解决，基层法院执行机构的工作量。根据执行程序，基层法院需委托执行案件，属跨省委托和接受外省委托，一律逐件逐级由省法院批转，省内跨中级法院辖区委托执行案件，由各中级法院批转。以后发生的需要补充证据材料，需要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需要对案件作出中止、终结裁定等等情况，因委托执行案件执行权的裁决权和实施权是分离的，裁决权由委托法院行使，实施权由受托法院行使，这需要受托法院和委托法院经常的沟通，交换意见。具体表现为频繁的电话联系、函件，甚至出差面谈，这实际上是“标准”的协调工作，直至案件执行完毕。需要上级法院协调的极少，甚至为零。基层法院执行机构受理委托执行案件，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案件，过去因执行机构人力不足，分工不细，无专门机构负责，往往案件委托后，委托法院案件材料即进了档案室，导致委托案件结案率极低。现由综合科专门负责此类案件，可改变过去状况，提高执行效率。基层法院执行机构要承办的协助执行案件，有两个来源：一是承办大量基层法院之间的协助执行案件，二是大部分外地中院，高院到异地执行，当地的基层法院在很多情况下，受当地中院指派（电话通知形式多）也会派人给予协助，每年基层法院承办协助外地法院执行案件，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在30件以上。按法律规定协助执行主要是积极配合，协同排除障碍，保证异地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执行装备，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但在执行实践中，基层法院的协助执行工作，不仅仅是这些，遇到协助执行过程中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合解协议和被执行人分期履行的情况，被执行人不履行时，异地法院常常找协助执行法院联系，告之情况，由协助执行法院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协助执行法院还要代收执行款，邮给异地法院，有时还会遇到一些异地拘留，协助送被处罚的人到看守所等等情况。基层法院执行机构遇到的执行争议，主要是对同一标的重复查封情况，按法律规定，此类争议应当由法院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上级法院，直至报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处理，执行实践中，一般此类执行争议均由双方法院协商解决的多，需上级法院协调解决的少。
3、管理。综合科的管理工作，主要是执行程序规范管理、执行财产的管理、执行案件的统计报表、执行实践中的信息调研、反馈等工作。
（一）执行程序规范管理。笔者所在法院制定了《执行案件流程管理规定》每一执行案件，都附有流程表，对重大执行事项，如实施执行强制措施，制定了强制措施审批表，让执行程序每个环节责任到人，层层把关，实现零错案。
（二）财产管理。包括执行财产的保管、处理、兑付；执行装备的保管。对财产处理问题上，对财产的评估、拍卖制定了财产评估、拍卖审批表，由承办人、科长、局长层层审查后，由综合科统一办理委托，再将委托手续资料由承办人签收后归档。
（三）信息、调研。在执行实践中，基层法院常常会遇到反映最基层社会、最基层人民实际情况的新情况、新问题，综合科应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用文字形式，反馈给上级各部门，让上级部门了解社会动向，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同时，将执行实践中的新情况上升到理论高度，撰写调研文章，反过来为审判实践服务。
4、执行。在目前基层法院执行机构执行案件多、任务重的情况下，由综合科承办部分执行案件。笔者认为，综合科应承办的执行案件，应是与裁决事项，协调事项有关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类：①委托执行案件；②协助执行案件③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案；④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申请执行案件。
二、强制执行科的职责
在执行工作中，司法权和行政权有机结合构成了复合的、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强制执行权。单纯的强制执行行为是指执行主体依据执行依据，基于国家权利，采取各种执行措施，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实现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它遵循的是职权主义和为当事人不平等主义，具有行政权力的特征。综合科所行使的执行程序中的裁判权是属于执行权的司法权属性，强制执行科所进行的如：调查被执行人财产、送达法律文书、查封、扣押等等具备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权力特点。综合科的职责明确了，强制执行科的工作职责亦明确了，笔者认为，根据基层法院执行机构现状，强制执行科承办强制执行案件，包括两大类：①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书、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②由行政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后，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行政非诉案件。
笔者要说的是基层法院强制执行科工作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基层法院执行机构每年要承办大量的诸如：侵权、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纠纷等标的小，矛盾尖锐，易矛盾激化的执行案件，特别是大量处于连续状态的执行案件。涉及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的婚姻家庭案件，生效的法律文书，一般规定义务人在一定期限内每月支付生活费，履行义务处于连续状态，最长达十八年，此类案件是标准的连续状态执行案件。按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应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但因执行任务重，加之现强调与国际接轨，执行程序遵循当事人之义原则，一般此类案件，均由当事人申请执行，法院受理此案后，被执行人有工作单位的，法院即向被执行人工作单位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由被执行人所在单位按比例扣划被执行人工资，但现状是被执行人有工作单位的很少，遇到被执行人下岗或无业，每个月执行员都要摧促，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时，需采取强制执行，执行员的工作时间也是连续的，用数学方法统计，随着时间流逝，此类案件在每个执行员手上越来越多，给基层法院执行机构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强制执行科迫切需要综合科在进行环节上给予合作，由综合科完成对重大执行事项的审查，执行程序中需裁判的，由综合科作出裁决。笔者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说成立执行局是对执行工作的加强，那么，基层法院成立执行局已迫在眉睫。
总之，基层法院执行局下设科分工负责，密切配合，互相合作监督，一定会共同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综合科 向建军
二00二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