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则》的通知

郑政〔2009〕38号


二○○九年七月十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郑州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郑州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应诉工作，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若干意见》，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行政应诉，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后，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统称应诉机关)的行政应诉工作。
第四条 行政应诉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平原则。
第五条 应诉机关行政应诉工作纳入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范围。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本市行政应诉的监督、协调、指导、统计、分析等有关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应诉的监督、协调、指导、统计、分析等有关工作。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组织应诉；涉及政府部门的，该部门应当配合。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行政诉讼案件，由部门法制机构组织应诉。
未设立法制机构的应诉机关，由该机关兼管法制工作的机构承办行政应诉的具体工作。
第八条 应诉机关法制机构行政应诉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受理人民法院的行政应诉通知，办理行政诉讼应诉手续；
(二)审查和研究案件的有关情况和资料；
(三)对承办被诉行政行为部门提交的依据、证据、答辩状等材料，认真研究并鉴别、筛选，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
(四)对被诉行政行为向本机关提出停止执行以及自行变更、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建议；
(五)依法出庭应诉；
(六)及时向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报告案件应诉情况；
(七)拟制应诉案件结案报告，提出相关法制建议；
(八)负责行政应诉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
(九)监督、检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
(十)依法承办国家行政赔偿或补偿事宜；
(十一)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法制机构收到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后，应当及时填写行政应诉审批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诉讼法律文书，报应诉机关法定代表人审批后，立案办理。
行政应诉案件诉讼代理人(以下简称应诉人员)一般为2人。
第十条 应诉机关委托应诉人员代为诉讼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本机关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应诉机关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权限为一般代理，同时必须有本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诉讼活动，委托权限为全权代理。
应诉机关变更诉讼代理人及权限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第十一条 有关行政机关和单位应当积极支持、配合应诉人员的调查取证工作；拒不配合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应诉人员应当按照人民法院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庭应诉。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庭的，应当提前告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理由，同时申请人民法院延期开庭。
第十三条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应诉机关作出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和其他诉讼参加人。
第十四条 在庭审过程中，应诉人员应当充分陈述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理由，并出示相关证据；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针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法律依据的准确性及行政执法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质证和辨论。
应诉机关应当积极组织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旁听案件的庭审。
第十五条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应诉机关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申诉，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
第十六条 应诉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裁定。
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执行情况予以监督、检查，并拟定执行情况报告。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向政府主要负责人提出行政问责建议。
第十七条 应诉机关应当保证本机关行政应诉工作的日常办公经费，并提供相关办案条件。
第十八条 建立应诉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
下列案件，应诉机关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应诉：
(一)本单位当年发生的第一起诉讼案件；
(二)上级机关要求出庭应诉的诉讼案件；
(三)人民法院建议出庭或旁听的诉讼案件；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听审的诉讼案件；
(五)案情重大复杂，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活动将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
(六)应诉机关法定代表人认为需要出庭应诉的其他诉讼案件。
第十九条 行政应诉工作实行应诉案件分级报告备案制度。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应诉的，应当自收到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将应诉事项及主要案情抄报市政府法制机构。取得人民法院裁判法律文书后10日内，应当将该文书报市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对应诉机关败诉的案件，应当写出专题报告同时报备。
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前款规定向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告备案。
第二十条 专题报告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应诉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争议的事实及理由；
(二)人民法院审理的主要过程；
(三)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情况；
(四)判决或者裁定的结果；
(五)败诉原因分析及责任认定；
(六)涉及行政赔偿或补偿的，提出法制处理建议；
(七)本案的经验与教训；
(八)其他法制建议事项。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政府部门应于每半年结束后15日内，填写《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表》，报送同级政府法制机构。
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同时将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表》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
第二十二条 行政应诉实行案件败诉责任追究制。
行政诉讼案件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应诉机关败诉的，该应诉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应诉机关提出书面法制处理建议，对致使败诉的相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应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据报道,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一、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有期徒刑最高刑延长至40年；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流放。他还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作相应的调整(3月3日《新快报》)。

　　之所以要提涨官员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代表认为,是因为“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购买力”比较,那么,现行刑法规定的官员贪污受贿5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应提涨到5万元以上才能立案追究了。还有,以收入、购买力等“财产性”指标为导向,那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别显著,看来也无法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贪腐犯罪追诉和处刑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政,自行确定标准。

　　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官员贪腐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顾及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也没有注意到某一类犯罪标准修改与其他犯罪的综合平衡。

　　事实上,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比如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犯罪和量刑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水涨船高或者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我国刑事法律为何要对官员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的问题。

　　其实,立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强调反腐败不能有“地区差”,不能说发达地区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高一些可以容忍,标准应该同步调高；而贫困地区对官员的要求则更应严格。要知道,贪污受贿犯罪虽也涉及财产,却不是纯粹的财产犯罪。官员贪腐严重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侵害到公民的整体利益,岂是几千元几万元涉财“数额”可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将刚性标准修改为弹性规定,搞水涨船高式的波动调整,着实不是明智、科学的选择。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近来不断有人对官员贪腐数额标准给予较多的关心和关注而言,“两会”代表、委员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百姓涉足的偷盗行为。在刑法上,盗窃原本一直是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改时,为了“从重打击”的需要,法律上还特地增加了虽然数额不大但“多次盗窃”的,也可以定罪的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更取消了入户盗窃、扒窃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则早在10多年之前对普通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发达城市,对于普通盗窃行为也以2000元作为犯罪的起点,全国发达城市也大致如此,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数额标准的提涨。

　　我们以盗窃罪这样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后者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目前法律上定为5000元以上,恐怕已经不能算低了。而现在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早已突破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予以监督和纠正。

　　官员贪腐与百姓盗窃,其实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制裁。当人们单独观察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时,常常会认为与时俱进、适当“涨价”不无道理。但定罪标准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整体,各种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不能厚此薄彼、轻重失衡。

　　此外,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