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

齐 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介绍】
正义网重庆4月21日讯，莫名其妙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成７级伤残的受害者蒋祥发，将花盆下落地??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告上法院。2002年4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了解，原告蒋祥发原是中国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的电工。2001年9月27日早晨6时许，当他途经文华大厦Ｂ座路段时，被该楼一住户抛下的一个装满重达两公斤左右泥土的塑料花盆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之后，蒋被人送到医院抢救治疗，先后花去医药费７.１万余元。2002年9月25日，经市法医验伤所鉴定，蒋有轻度智能障碍，且伴有外伤性癫痫，属７级伤残。由于出事之后一直查不出是哪家住户扔下的花盆，７万多元的医药费使蒋祥发背下了沉重的债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文华大厦Ｂ座55户住户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些住户共同赔偿医疗费、后续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5万余元。
法庭上，蒋祥发的代理律师认为，花盆是从文华大厦３、４单元抛下的，由于这起高空抛物伤人案一直无法查到肇事者，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案件应由文华大厦整栋楼的住户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各种观点】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照传统侵权行为法中“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和过错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施加的侵权行为，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依照侵权行为法中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有关规定，要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原告所受损害之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学理分析】
以上三种观点中，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即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在分别在法政策和责任构成上出现了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正义因素”，以下对于上述二者稍加分析。

一、对第一种观点的分析
根据第一种观点，受害者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实施的加害行为，并对其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中高层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里激增，导致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1此种问题所造成的损害的往往属于“瞬时发生的意外事件”，故此受害人常常无法预知和确定此种损害究竟为何人所为。按照侵权行为法的一般理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必须有特定的相对人，进而由此基础上证明侵权责任构成的其他要件。而在此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中，由于被告往往难以确定，而导致被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致使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从而违反了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不过也许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本案中，当受害人蒋祥发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伤后，其如果真正希望找出肇事者在一般情形下也并非难事。如果其真正愿意查出加害人，蒋祥发完全可以以过失致人伤害罪为由，请求公安机关启动刑事侦察程序。一旦公安机关刑事侦察介入本案，相信本案的真凶将很容易查出。但是就本案看来，原告所希望的是及时的得到民事救济，而对于加害者刑事责任的追究把持消极的态度。因为如果真正查出真相，万一此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那么原告的损害依旧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偿，而这对于原告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原告选择了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对其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以期尽快得到民事赔偿。但是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原告自己不能启动刑事侦察程序，因此要求由原告完全查清损害的实际制造者，实为难为原告之举措，此种处理案件的方式存在着不公平之处较为明显，故此不多赘。

二、对第二种观点的分析
按照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款之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认为本案构成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并对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苛以向原告损害进行赔偿的连带责任。我认为，此种看法在学理上是不存在合理依据的。
首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且数人之间并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2、数人共同实施了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3、数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属于“不确定的因果关系”；2由以上三者我们应当看出，本案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共同危险行为要求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而在本案中，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加害人，并不存在数个加害人的情形。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共同实施危及受害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但是在本案中我们怎么也不能找到所谓“共同实施”的痕迹，因此亦不应当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最后要求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因果关系”。而本案中除加害者外，其他54户住户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甚至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如何将“不确定的因果关系”加载于根本没有实施任何与原告损害有关的行为的住户身上呢？将此种情形视为共同危险行为显然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让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使其合法权利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认为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 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使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是指对于加害人（此处的加害人包括实行了具有损害被害人利益的危险行为的加害人）而言，而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之所以给予受害者这种法律上的优越地位是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法律对加害人进行了“减等的评价”，从而有利于被害者的救济。但是除开加害者外，其他的住户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于被害人的行为，又为何要对这些“无辜者”进行“减等的评价”呢？难道是因为这54户住户不应当住在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这座居民楼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其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问题笔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此问题上，学界大致分为两大学派。一为肯定说，二为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只要数人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此时即便其他人中仍然不能确知谁为加害人，也应当将该人排除在共同危险人之外，使其免责。 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受害人应当采取否定说，因为即使数人中的某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也不能当然地令其他人负赔偿责任，倘若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地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则势必会发生全体危险行为人逃脱责任的现象，受害人所受损害根本无法获得补救。 我认为，此二种观点都存在着值得商讨的地方。对于肯定说，笔者提出的疑问是“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又怎么会纳入要证明的视野之内呢？比如，有的学者举例，说甲乙丙三人同时开枪，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受害人丁，导致丁由于中弹死亡。然后说由于甲的子弹开枪时被卡在了枪膛里，没有发射出去，因此在诉讼中，甲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伤害丁的可能，由此被免除共同危险行为的赔偿责任。但是没有发射子弹，在根本上就不可能造成对丁的损害，实属加害行为客观不能的场合。既然根本没有实施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怎么会被纳入共同危险行为的“考察范围”之内呢？对于否定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分的强调受害人的权利而极大的忽视了加害人的权利，剥夺了加害人在自己处于不利局面下“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其三，依照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此种对免责事由的界定方式可能会导致对加害人极为不利的局面。首先，这种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无辜者的合法权益，给非实际造成损害者施以过重的证明负担，将公平和正义的天平过分的倾向于受害人一方，不利于实现法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指认到底是由哪个具体的加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将有违共同危险行为的本质属性。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到底是由哪一个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势必将打破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格局。共同危险行为的归责方式本来就是在查不清真正的加害人的情况下才予以实施的一种处理损害赔偿的方式，但是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具体由哪一个加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将超出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范畴，成为其他的侵权归责形态。最后，此种“排除自己，指认他人”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弊端。因为如果在数人中某人确知哪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实际的侵权人，但是由于胁迫等种种原因致使其不敢提出指认的情形，将有可能导致非公平和非正义的产生。就算事后查出此种胁迫的原因予以司法救济，也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另一方面，这种指认有可能导致几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了使自己脱身从而联合起来指认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情形，而当此被指认人为无辜者时，将更加的有失公允。

三、对第三种观点的分析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该种观点认为本案不够成共同侵权行为，理由在于本案中并非55户住户均同时实施了对原告蒋祥发的危险行为。如果说本楼的55户住户同时将55个花盆从楼上扔下，其中有一个或者数个砸中原告，那么本案即可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有的学者对此种认定方式提出了疑义，认为如果机械的照搬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将“共同行为”的范围作严格限定范围的解释将有可能导致不利于对原告的救济。比如德国学者Esser对于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提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其认为：“只要当受害人陷于因果关系举证上的困难时，就不应当局限于数个参与人应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结合这一要件，即使没有如此结合的事实，也会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目前，Esser的这一学说已经成为了德国的通说。
虽然Esser的学说已经成为德国的通说，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并不适合在我国适用，此种学说借鉴进来，将有可能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尴尬。Esser的学说之所以成为德国的通说，是因为德国民法在其漫长的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本国司法实践经验和本国公民道德水准以及认识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后得到的理论。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制度的建构能使得法意与人心之间形成和谐的统一。
在德国民法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共同行为的判断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的演变过程。早期的德国帝国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都非常严格的解释共同危险行为，要求数个被告的行为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的行为，即“时空上的共同性”。如果各被告的行为在时间上和场所上发生了分离，就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 后来，随着德国民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院的判例和学说逐步放宽了这一要求，认为只要具有时间或场所上的关联性就可以了，无需时空上的同一性。由于此种观点受到德国著名民法学家Karl Larenz的推崇，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此种认识成为德国的通说。
对于共同危险行为构成要件中，到底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我国大陆学者提之甚少。其实该问题甚为重要。因为如果将此种认定标准规定得过于宽松，将导致那些与受害人的损害毫无关系的人被无辜的背上证明责任的沉重包袱，这样对于这些共同危险行为中的无辜者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往往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因素的行为，而要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制度设计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是不符合民众基本意愿和内心情感的。如果将标准规定的过于宽泛，将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在这55户住户中的大多数看来，自己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而要自己承担原告蒋祥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种做法是不正义的。因此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由于人数较多，每个人都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势必导致司法程序的冗长和社会应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主观证明责任的角度来看，要证明某个事实存在往往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发生过抑或既已存在的事实在现实中往往留有痕迹。而如果要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个行为，将非常的困难。 在本案中，55户住户中没有实行侵权行为的住户需要证明自己与原告的损害无关，就必须证明以下一些事实：1、自己家里在案发之时没人，且自己家里没有用花盆养花（因为搁置在窗台或者阳台上的花盆有可能受外界的某种因素影响而从高空坠落）；2、自己当时却实在家，但是不存在将花盆碰落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当中大多数是属于某种事实没有发生过的证明，此种证明往往很难穷尽所有的合理怀疑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无辜的大多数”施以如此重的证明责任将有违正义的基本理念。因此，我认为将认定“共同行为”的标准扩展得过于宽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的移植应当稍加缓行。
相反，如果将此种标准认定的过于严格，又极有可能导致无辜的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而及时的救济。此种假设的理由在前文第一种观点的阐述中已经加以说明，故此不赘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在无辜的受害人和无辜的“大多数”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既使得受害人能及时的得到救济又不冤枉那些自始“置身事外”的善良人。我比较赞同Larenz教授的观点，认为数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性，以致这些行为被整体的加以看待，并都与受害人损害事实之间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一味的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对整栋楼的住户均苛以赔偿责任。而应当通过物证检验技术比较精确的确定是从哪一层以及以上的楼层扔下来的，然后再将具有这种加害可能性的住户和房屋的产权人拉入诉讼程序，通过法庭辩论与调查，充分的予以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从而排除不具有加害可能性的住户，最后要求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免责事由的住户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这种对“无辜”住户苛以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依据不应当视为共同危险行为中对行为人的责任认定，而应当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过错推定。即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或者有可能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当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

【结语】
这是一篇并不规范的学术论文，因为并不存在所谓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严谨的逻辑结构，从观点的取向上来看，本文具有更多的后现代法学中解构主义的理论色彩，更多的是在怀疑、在发问、在思考、在批判。本文并不符合法学建构主义的理论要求，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上的“新鲜货”，所以只能是一种反思和检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言及：“没有建构的解构是不负责任的解构”，或许本文又再一次的将自身置于这种批判的视野之内，但求引发法律人对于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与自我检讨。
本文中笔者着力论述了关于共同行为的认定标准的问题，并提出要找寻符合中国本土资源和人情习惯的制度建构抑或制度移植。Esser教授的理论虽然在德国具有通说地位，但是他所倡导的那种宽松的认定标准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老百姓的基本情感和道德范畴。因此如何制定或借鉴国外在共同危险行为这一问题上的制度规定，并使其符合中国人的价值情感和评判标准将是我国侵权法学界值得再研究的一个问题。

尾注：
1 由于现代社会高层建筑的增加，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高层建筑之间形成了各种长度、宽窄不一的“建筑峡谷”，而这些“建筑峡谷”又往往导致城市飓风的产生。在法律方面产生了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在日本亦有因建筑物过高导致遮挡阳光而引发的基于光明权而产生的请求权等。
2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以下。（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当然，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应当属于肯定说中较为严格的一种认定免责事由的方式，但总的来说还是偏向于肯定说的基本立场。
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观点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第237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这个方面，德国的一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国的极大的不同之处。比如德国刑法关于不作为犯罪的规定方面，德国人认为如果看到有人落水，而站在岸边的围观者见死不救，通通构成不作为犯罪。而如果将此种制度引进到中国，将导致法意与人心的脱离。德国的社会结构与我国存在巨大的差异，人们在道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认识和标准存在着差异，因此Esser的观点是适应德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人们基本情感的制度建构，但是此项制度如借鉴到当今中国，将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结果。
例如德国帝国法院（RG）1919年7月12日。本资料来源于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此问题上能予以提及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结过婚，行为人只要拿出结婚证或者离婚证即可证明。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结过婚，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又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说过某句话，行为人可以提供相关的人证和某些视听资料予以佐证。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讲过某句话，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既然没有讲过，就意味着在世间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痕迹的证据又何以加以直接证明呢？
此种定义先见于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笔者对于原文的定义进行了一些增改，以符合本文的基本立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的决定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2005年4月28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八条“本市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必须按照下列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一）新建10层（含10层）以上或基础埋深达3米（含3米）以上的，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二）新建9层（含9层）以下、基础埋置深度小于3米或地面总建筑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以上（含7000平方米）的，按照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修建防空地下室；（三）规划确定新建的居民住宅小区、各类开发区和单位规划区的民用建筑，按照一次性规划总建筑面积的2％统一修建地下室”修改为“本市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必须按照国家、自治区规定的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

二、第九条“因地质、地形、施工等条件限制不能按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建设单位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800元标准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修改为“因地质、地形、施工等条件限制不能按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家、自治区的有关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三、删除第十一条第四项“施工图报建时，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送结建防空地下室各专业施工图，经审查合格，发给《南宁市地下人防工程审批书》”。

四、第十二条“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时，应向建设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出具《南宁市地下人防工程审批书》或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缴纳收据，建设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方可发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修改为“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应当经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未经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的，规划部门不得发给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

五、第十五条第三项“防空地下室工程结构施工完毕后，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组织设计、施工、人防、建设等部门进行人防结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上部结构施工，并报建设管理部门备案”修改为“防空地下室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和施工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防空地下室所需的防护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在土建施工中同步安装到位”。

六、第十五条第四项“防空地下室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范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修改为“防空地下室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验收，并将有关工程竣工资料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七、第二十条第二款“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必须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证》，使用者凭《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证》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修改为“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应遵守下列规定，并向所在地的市、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一）制定平战功能转换方案，保证一旦战备需要，能够迅速转入战时防空使用状态；（二）落实防火、防洪涝等安全措施，实施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不得损坏工程结构和设备、设施，不得降低工程的防护能力；（三）利用财政投资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应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交纳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各单位收取的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使用和上缴”。

八、第三十一条第六项“（六）擅自更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和改变使用功能的，不按审批图施工的”修改为“（六）擅自更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和改变使用功能的”。

九、第三十二条第二项“（二）未经批准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的”修改为“（二）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的”。

十、第三十二条第三项“（三）未经批准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20米和左右两侧各15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和构筑物的”修改为“（三）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20米和左右两侧各15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和构筑物的”。

此外，对部分文字作了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2001年5月31日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发布，根据2005年5月23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防空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防空工作。

南宁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市人民防空工作，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防空工作。

规划、计划、土地、建设、卫生、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和供水、供电、通信等部门应当协助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三条 工程、通信、警报、人口疏散基地建设、重要目标防护等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并依照有关规定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组织制定防空袭方案和实施计划。防空袭方案的基本案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拟制，各项保障实施计划由有关部门负责拟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城市防空袭方案及实施计划应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备案。

第五条 规划、建设地下交通干线和其他地下空间，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其关键部位和重要设施应当按照人民防空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

城市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交通等基本设施的建设和粮食、医疗、油料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工程，应当兼顾人民防空的需要，为人民防空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经批准的各项人民防空建设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七条 人民防空工程、通信、警报、疏散基地等工程建设，应当适应现代化高技术战争的需要，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等级、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

第八条 本市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必须按照国家、自治区规定的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

第九条 因地质、地形、施工等条件限制不能按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家、自治区的有关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第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征收，按规定上缴财政专户，专项用于修建公共人民防空重点工程。

第十一条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以下简称结建防空地下室）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申请规划设计要点时，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要求；

（二）建设单位或个人在规划方案设计时，持建设项目计划批准文件及有关资料向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征求有关防空地下室防护等级、技术要求、平战功能等设置意见；

（三）初步设计报审时，同时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送结建防空地下室建筑图，经人防主管部门审核并提供审核意见。

第十二条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应当经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未经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划部门不得发给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负责将防空地下室与主体工程同步修建。

第十四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承担。

人民防空工程的防护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和其他专用防护产品，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并在土建施工中同步安装。

人民防空工程预留设计和二次施工必须符合防护功能平战转换技术措施的规定，口部关键位置不允许预留设计和二次施工。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结建防空地下室工程建设管理，进行结建防空地下室工程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监理、施工企业应配备有熟悉人防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和质量检查人员，有健全的质量保证制度；

（二）防空地下室底板、剪力墙、顶板部位钢筋绑扎及设备设施的预留预埋完工后，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进行抽检核查；

（三）防空地下室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和施工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防空地下室所需的防护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在土建施工中同步安装到位；

（四）防空地下室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验收，并将有关工程竣工资料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对新建的人民防空工程，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批用地规划时，应当根据使用需要预留出工程口部和通道用地。

对已建的人民防空工程，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按不少于地下建筑面积6%的标准界定工程口部用地范围和进出口通道。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的建设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人民防空规划统一组织实施。

在警报设施规划定点新建的高层建筑，其建筑物顶层按规定修建不小于8平方米的警报设施安装室，并预留安装平台，预埋电控管孔，所需经费列入该建设工程预算。

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方便条件，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十八条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的建设，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有疏散任务的有关单位与预定疏散地点的人民政府和基层组织共同实施。

第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建设单位、使用单位管理、使用；战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使用。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设施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维护管理。

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并享受国家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应遵守下列规定，并报人民防空工程所在地的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一）制定平战功能转换方案，保证一旦战备需要，能够迅速转入战时防空使用状态；

（二）落实防火、防洪涝等安全措施，实施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不得损坏工程结构和设备、设施，不得降低工程的防护能力；

（三）利用财政投资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应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交纳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各单位收取的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使用和上缴。

第二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和通信、警报等人防设施。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由拆除单位和个人按照拆除的建筑面积和标准在规定期限内就地补建或按重置价补偿。局部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孔口、口部伪装房和地面配套设备设施，应在适当的位置按不低于原标准进行补建。

第二十二条 通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制定保障人民防空指挥通信、警报畅通预案，确保战时优先接收传递、发放人民防空指挥文书和警报信号。

第二十三条 每年8月30日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全市防空警报试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随意鸣放防空警报信号。

第二十四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维护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平时为党政机关抢险救灾服务，也可为社会提供相关的服务。

第二十五条 凡依法所有、占有人民防空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人民防空资产登记，领取人民防空资产权属证书。人民防空资产发生转移、变更时，必须向人防主管部门重新办理资产登记。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人民防空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组织，组织制定城市人口防空疏散计划。预定疏散地区人民政府组织制定城市疏散人口防空安置计划。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编制抢险抢修、医疗救护、消防、治安、防化防疫、运输、通信等群众防空组织的组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批准，由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战时人民防空疏散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统一组织实施，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行动。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实施。

　　第三十条 新建民用建筑，违反规定不修建防空地下室，又不按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用，除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修建或补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外，可并处应建防空地下室建设费总额5%最高不超过100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的；

（二）人民防空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

（三）对经验收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人民防空工程，不按限期整改的；

（四）擅自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或其他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五）在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钻探、打桩、爆破、挖洞、开沟、埋设各类管道等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作业的；

（六）擅自更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和改变使用功能的；

（七）无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的相应资质条件进行设计、施工、监理的；

（八）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或者擅自拆除、损毁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

（九）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在规定期限补建或者补偿的。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0000元至3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一）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及其孔口附近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渣、垃圾等废弃物的；

（二）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的；

（三）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20米和左右两侧各15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和构筑物的；

（四）不按规定与主体工程同步安装人民防空专用防护设备或使用的人民防空专用设备不符合质量标准的。

第三十三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或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由本单位或上级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